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塔什干）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塔什干举行。成员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宣言如下：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正在确立，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全球化深入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组织成员国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变革不仅伴随着新威胁和新挑战，也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新机遇。该秩序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和国际法至上原则为基础。
成员国将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精神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努力践行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二、本组织自成立以来，已成为国际地区安全与合作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和高效、开放的多边组织。本组织将继续坚持不以意识形态、集团和对抗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做法。
成员国决心继续在本组织框架内密切开展全方位合作，将本组织建设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繁荣的可靠保障。
三、鉴于吉尔吉斯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成员国重申相互支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任何有可能引发本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主张任何分歧均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以对话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成员国强调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尽快稳定对整个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表示愿为此向吉尔吉斯共和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四、本组织成员国重申，联合国作为独一无二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成员国愿在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继续协作。改革关系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利益，应继续进行公开、全面协商，争取找到凝聚最广泛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五、现阶段，安全领域的新威胁与新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议题。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解决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众多问题尤显重要。本组织成员国将积极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安理会相关决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共同努力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为此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
六、成员国强调，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并减轻其不利影响应是本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继续推进各成员国经济现代化，大力创新，保证有关各国平等参与重大国际问题决策，加强全球和地区协调是克服危机的重要保障。
本组织将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实施区域内或区域间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联合开发项目，提高成员国的经济竞争力。
七、建立基于尊重国际法和各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国际安全体系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为建立该体系，必须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
成员国主张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包括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条款，并认为，作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建立中亚无核区将为强化核不扩散体系、提高地区和全球安全水平作出重要贡献，核武器国家签署《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相关议定书将是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
成员国欢迎2010年4月8日在布拉格签订的《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
成员国强调，不受限制地部署全球反导系统，如同在外空部署武器带来的危险一样，可能成为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并导致各地区导弹武器的扩散和增加。
八、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持续恶化及源自该国的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仍是地区面临的严重威胁。作为维护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实现阿富汗和平稳定有助于整个地区社会经济持久发展。
成员国重申支持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社会调解阿富汗局势的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成员国支持推动由联合国主导并吸收阿富汗人民参与的谈判进程。
上合组织支持阿富汗成为和平、稳定的国家，强调应完全尊重阿富汗各族人民的悠久历史、民族根源和传统宗教价值观。
本组织支持成员国同国际机构和其他相关各方一道，参与实施阿富汗经济重建项目。
成员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毒品生产和扩散各环节的打击力度。为此，成员国表示愿同其他国际和地区机构相互协作，呼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禁毒领域同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合作。
九、成员国指出，信息安全事关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并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合作。
信息技术应被用于和平、发展、安全、繁荣的目的。成员国将进一步落实本组织已签署的该领域合作文件，为保障国际信息安全作出积极努力。
十、成员国指出，根据2004年提出的“塔什干倡议”，本组织在与亚太地区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和平、稳定和持久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成员国高度评价2010年4月5日在塔什干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联合声明》。该声明规定了两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十一、元首们批准《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和《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是推动本组织进一步发展、提升本组织威望并完善本组织各机构工作法律基础的重要举措。
成员国支持进一步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务实合作，吸引他们的潜力、资源和市场，共同参与本组织的活动。
十二、成员国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广泛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这场战争的教训表明，即使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及各国政治领导人也有必要坚定决心，防止出现新的造成人类大规模伤亡的悲剧，共同有效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为取得二战胜利作出了主要贡献，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组织成员国坚决谴责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复活法西斯主义意识、散布排外主义、偏执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企图。
本组织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同发展、平等合作、相互尊重、包容理念，扩大同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为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实现和谐与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成员国表示，明年将举行上合组织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二0一0年六月十一日于塔什干
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关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的置疑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具有私权的属性。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而有其特殊性，以致于有些学者在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并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一些知识产权面临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是对私权理论的一种错误的解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或者会具有双重属性。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是私权。“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种平衡的结果”。[1]这表明知识产权是私主体所享有的财产权，可以归入民事权利范畴。
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可否认，虽然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是知识产权理论创新的大胆尝试，对于完善和发展知识产权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是对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的一种错误的发展和创新。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它不可能公权化。如果知识产权真的有公权的属性，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产权，就应该划归别的部门法调整了。
一、“知识产权公权化学说”的理论依据
在“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支持者日趋增多的背景下，探求这一学说的客观背景或者说理论依据，是反思这一学说合理性的基础。
（一）依据之一：知识产权的公法化趋势
由于国家干预的广泛出现，导致了公法、私法的融合以及公权、私权的权利竞合。原有的私法中由于引入某些公法条款，以至于知识产权、矿业权、水权等权利形态受到大量公法规范的规制，凸显出强烈的公权色彩。而知识产权是“公”、“私”融合过程中公权、私权的权利竞合最为明显的一项权利。[2]
私法公法化在知识产权制度中表现的较为明显，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公法的关系较为紧密。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权力的介入较为普遍和更加深入，这也是被认为私法公法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私法公法化是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不能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方法。这一方法主要是应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变大而导致的社会财富不能物尽其用的问题，另外也是为了调和日益加深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不得不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法律层面上就产生了私法公法化现象。而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则抓住这一特征，认为私法公法化过程必然会带来或导致知识产权的私权公权化趋向，有的学者还认为这种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社会化”的影响会越来越强烈，最终知识产权中公权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依据之二：国家授予与确认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认为，“政府角色”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授权行政机关对知识产权的具体权利客体进行形式审查和审查。[2]其实本质上知识产权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和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干预和限制从知识产权的产生到结束都可以见到国家公权力的影子。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干预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的确权、流转、变更等过程中都需要国家行政机关来确认。甚至知识产权的保护中也需要行政权力的强有力的干预，包含责任追究中行政责任占有重要的地位。知识产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因社会公众的利益或其他原因而对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做出的某种必要的限制。虽说其他民事权利也会受到某些限制，但都没有知识产权受到的限制范围更加广泛。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受到如此大范围和程度上的干预和限制更加容易具有公权属性。
（三）依据之三：社会公益与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认为，知识产权法是平衡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的调节器，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需要由公权适时介入进行调整。知识产权这一私权存在公权的渗透、知识产权法需要在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从这一意义上说，源于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属性。[3]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是其为社会公众获得和利用知识与信息使社会文明得到进步和发展。在这一层面上，如果没有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和控制，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就会被大大限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干预和控制过多会导致保护不力，又会使权利人无法从中获利，打击其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总体上还是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就是在国家公权力干预和权利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合适的中间点，即保护权利人获得合适的回报，也使得社会公众利益不受影响，这体现了公法和私法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二、“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的合理性反思
对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赖以提出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进行合理性反思，可以发现，上述支持“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的理由颇为脆弱，难以支撑这一日渐有影响的理论学说。
（一）合理的置疑：私法的公法化能否等于私权公权化？
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起源于罗马法。乌尔比安的《学说汇编》指出：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4]但是，现代意义上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却与罗马法时期的区别甚大。目前流行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利益说、关系说、法律说。利益说认为，公权是关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各种权利，私权是关于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种权利。关系说认为，公权是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利，而私权则是关于公民相互之间的权利。法律说认为，公权通常是公法上所确认的权利，私权通常是私法上所确定的权利。[5]此外，还有主体说、权力服从说等等。事实上，每一种划分标准都有其优点和缺陷。德国学者拉伦兹作过一个贴切的比喻：“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不能用刀子把它们精确无误地切割开，就像我们用刀子把一只苹果切成两半一样。”[6]正因为如此，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无疑使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更加难以判断。因而，一些学者便认为，私法公法化相应地导致了私权公权化。
应当说，私法公法化首先是西方世界主导下社会思潮的变迁在法律领域的反映。[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保护私权，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能物尽其用，由此导致许多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一些新的理论便被提出来。私法公法化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
私法公法化的实质内容就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前被认为是私法领域内的被“私法自治”理念所“保护”的领域。国家对私法领域的干预一般认为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限制了私法自治；二是产生新的法律部门。比如，劳动法，经济法等。这些法律部门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法。
那么私法公法化会导致私权公权化吗？我们认为，国家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并不能改变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只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限制而已。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直至发展到今天，一直处于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法律调整之中。将这种情形归结为现代法才有的“私权的公权化”，并得出知识产权也是公权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5]因此，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被限制后仍然是私权，不能也不会因为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就有了公权的属性。
（二）对于公权力的干预与权利限制问题的反思
关于公权力的干预与权利限制的影响，是必须深刻反思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清，正是“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出现的根本原因。
1、公权力干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其在各个环节都有公权力的存在。比如，知识产权的产生要由国家公权力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有国家公权力的干预，等等。于是乎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不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公权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