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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要旨】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案情】

　　重庆市涪陵区博爱医院是一家营利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陈贵兰，实际负责人为被告人薛友海（与陈贵兰系夫妻关系）。该单位于2007年5月30日、2009年3月4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别确定为涪陵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涪陵区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并分别于2008年4月3日、2009年3月16日与重庆市涪陵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了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期间，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区博爱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保合同过程中，该院负责人薛友海授意该院市场部负责人马江华，以给乡村医生和敬老院长一定介绍费等办法，将“五保户”、“低保户”引诱入院，并授意该院内外科医生对病人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民政救助资金共计人民币161704.79元。

　　【审判】

　　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博爱医院、被告人薛友海、马江华犯罪的罪名成立。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博爱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保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和民政救助资金数额达161704.79元，系单位犯罪，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薛友海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江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薛友海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是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薛友海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单位按被告人薛友海的安排将骗取的资金主要用于了对五保户、低保户的救治，其主观恶性不大的辩护意见，经查，博爱医院采取不交或只缴小部份费用的方法引诱医保人员入院是为骗取医保资金和民政救助资金，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是诈骗的一种方式，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称的被告人薛友海有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且赃款已全部退回，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马江华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江华是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实施了犯罪本人并未获利，以及被告人马江华应按从犯的规定处理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江华按“业绩”提成是一种获利，且因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中是按照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判处刑罚，实际上已是一种责任的划分,本案不区分主从，对被告人马江华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称的被告人马江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用轻于被告人薛友海，且认罪态度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涪陵博爱医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薛友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马江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二、没收被告单位博爱医院犯罪所获赃款，并上缴国库。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定点医疗机构骗取医保资金到底该当何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单位不构成犯罪，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诈骗罪。理由是由于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并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诈骗罪的主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不构成本罪。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对个人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位和个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单位和个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数额较大的，是单位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单位犯罪行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而由法律规定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单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1）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是单位犯罪的主体特征；（2）单位犯罪必须是在单位主体的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在主观上出于故意或过失，并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心态；（3）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或分则性条文明确规定。如果刑法分则没有对某种具体犯罪设立单位犯罪条款，即使行为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也不能按单位犯罪处理。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某些犯罪刑法并未规定为单位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因为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或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这些犯罪的现象，例如单位实施诈骗罪、盗窃罪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刑法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这些犯罪，当然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是否可以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呢？对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否定说认为，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的。既然单位不构成犯罪，上述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肯定说则认为，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并不妨害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主张否定说，这里主要涉及单位与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单位，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于单位的刑事责任具有某种依附性。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论处，这是缺乏法理根据。对此，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作出规定：“根据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以单位名义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中还指出“我们认为，对单位盗窃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有关条文中，均没有单位犯罪的。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此外，从实践中来看，单位盗窃的对象主要涉及到电力、天然气等，具有一定的行业性，与普通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别较大，单位盗窃的数额往往很大，如果按照自然人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量刑又很重；这就与单位盗窃个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产生量刑失衡的问题。综合上述理由，对于实施盗窃的单位，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反，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从法理上来说，笔者赞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此，通过立法机关修订刑法分则作出统一规定是一种较为妥当的办法。

　　其次，本案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医疗机构虽然是“虚开医药费，还假借他人之名编造虚假病历，诈骗医疗保险金”，但医疗机构既不是医疗保险合同上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也不是投保人，所以医疗机构不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单独犯。

　　第三，本案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其一，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医保资金管理机构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仅被授权对医保统筹基金进行筹集和管理，不包括对定点医院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定点资格的审定和管理，行使对其服务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处罚等行政管理权。医保资金管理机构只是就医疗服务相关内容、医疗费用的支付与结算等内容与定点医院签订协议。定点医院取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许可后，依协议对参保者进行医疗，医保资金管理机构按时足额与定点医院结算医疗费用，医保资金管理机构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部门，就单纯的医保统筹基金进行管理和支付，对定点医院的这种管理是一种纯事务性管理，不带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双方是种平等的交易关系，不存在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这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属民事合同范畴。其二，在主体上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三，在犯罪客体上，定点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既损害了参保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又扰乱了正常的医疗保险工作秩序，医疗保险工作秩序显然是属于市场秩序的范畴。其四，在客观方面，定点医疗机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广大参保人员及其单位所缴纳的交由医保资金管理机构进行保管和代行支付的医疗保险金，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由此可见，定点医院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应构成合同诈骗罪。定点医院为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利用与医保处签订的协议，采用非法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数额巨大，严重损害了参保人的财产所有权，扰乱了正常的医疗保险工作秩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受刑罚处罚。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论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的冲突及对策（下）
　　　　　　　　　　　　　　　　　　　　　　——重建事实婚姻认定制度

作者：余秀才[1]


总序

村规民约属广义上的法，从法的演变历史看，产生于国法之前。先有村规民约，后各村寨联合形成部落、氏族盟约，在斗争中，胜利的部落在吸收其他部落盟约中合理有益的部分的基础上，将其本部落原用的盟约强制推行，形成国家法律。尽管我国早在秦朝时就设立了村寨一级的行政长官——里长，尽管我国现在的法制建设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律基本健全，尽管法制宣传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村、寨为国法所鞭长莫及，这源于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地理环境及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和交通条件恶劣，使救济成本高昂，为村民所负担不起，这导致了大量村规民约的滋生和存在。

村规民约，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对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起着国家法律无法比拟的作用。但也由此产生了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诸多冲突，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规民约中的罚款权（处罚权）问题；二是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同居、事实婚姻、赡养、继承等问题。针对之，笔者分为上、下两部分予以论述。

严格来说，很少有村规民约会直接规定婚姻、家庭、赡养、继承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体现在大量民间习俗中，从而与国法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中，最为严重的是由事实婚姻问题所带来的冲突，故笔者选取此作为重点予以论述。

摘要：

毫无疑问，婚姻登记为行政确认，与《土地承包合同书》、《林权证》等如出一辙，依其性质，本应仅取得公示和对抗效力，登记与否，本不应影响婚姻关系之成立与生效。故现行之否认事实婚姻之做法与制度及婚姻登记理念值得商榷，应重建事实婚姻认定制度为宜。

关键词：

行政确认、行政许可、事实婚姻、无效婚姻

引言：

所谓事实婚姻，从广义上讲，是指男女双方在主观上具有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在客观具有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之事实，群众亦认其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从狭义上讲，事实婚姻专指没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司法实践中对实事婚姻的认定，历来采用狭义的解释。[2]笔者认为，事实婚姻具有重要意义，论述前先看几个案例：

案例1：原告起诉离婚，开庭时发现被告身份证上名字与结婚证上所载不一致，仅姓相同，但发音相近，且结婚证上所载出生日期与身份证亦不一致，最麻烦者，结婚证上未载明双方身份证号码，但原、被告均确认他们是夫妻且同时去民政局办理的结婚登记。经公安局查询，结婚证上所载名字无此人。如何处理，引发了争议：观点一，此为笔误，只要原、被告均确认是夫妻关系，就按婚姻有效处理，因为原、被告确实去进行过结婚登记，且结婚证上名字无此人，不会有冒名离婚之嫌疑。观点二，以前法院还可直接判决认定婚姻登记无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当事人已只能申请行政撤销或行政复议，因此，在结婚证未被撤销前，应视为与原告结婚的人非被告，原、被告间的夫妻关系不成立，如仍认定婚姻有效，相当于承认事实婚姻，故应按同居关系处理。

案例2：甲在外上大学，某日收到家里电报称“母亲病重速回”，回家后始知父母骗她回来是为了让她与邻村乙结婚，甲开始不同意，但父母以死相胁，最终同意了，但未办结婚登记。甲、乙依当地民俗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依民间结婚仪式举行了婚礼。进洞房时甲反悔了，死活不从，乙遂在伙伴的协助下强行与甲发生了性关系，并将甲软禁在家不让其离开。次日，甲借上侧所之机逃走，以强奸为由到公安报案，公安不予立案，甲告到妇联，妇联问明情况后得知未办理结婚登记，遂带甲再次找到公安，公安立案经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最终法院认定乙强奸罪成立，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反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

案例3：朱某与王某2001年依民俗结婚，但未办理结婚登记，之后生育三个小孩。2011年12月，朱某在建水虾洞矿山打工时意外身亡，矿方补偿死亡赔偿金等共计608000元，此款全部交给了王某。后朱某母亲李某（朱某父亲亡故，李某已改嫁多年）获悉后要求参与分割此款，双方因此而起争议，诉至法院要求王某给其10万元。本案引发了诸多争议：1、依民俗，“儿女不养过街娘”，即母亲改嫁的，儿女不予赡养；2、依现行法律，因未办理结婚登记，作为朱某三个儿女母亲的王某无权参与分配，民众难以接受；3、补偿款60余万元是否属于遗产在理论界本就有争议，适用婚姻法、继承法排除王某参与分配的权利，恰当性值得商榷。

以上三个案例均涉及事实婚姻的认定与争议，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结婚行政确认的历史沿革

我国讲究家国天下，传统观念认为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故早在西周时就对婚姻成立的条件进行了规定，西周始创的“六礼”制度，“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在一些乡村地区，缔结婚姻的形式仍可见‘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3]此即聘娶婚，“是在我国通行了几千年的主要婚姻形式，尽管历经各个朝代，程序会有繁简的变通，但聘娶婚的基本内容和程序始终不变。”[4]虽然后来还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即所谓的“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但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有过婚姻需行政确认之说。

婚姻的行政确认在建国后亦经历了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至1989年11月21日。根据1984年8月31日最高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事实婚姻违法，但对之起诉的纠纷仍按离婚处理，即承认事实婚姻，对调和或撤诉的责令补办登记手续，对起诉时仍不具结婚条件的解除同居关系。

第二阶段，是1989年11月21日至1994年2月1日。在此期间，司法实践仍为有条件地承认实事婚姻，但条件比过去更严格。1989年11月21日最高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仍承认事实婚姻，但对离婚时不符合结婚条件的认定为“非法同居”。

第三阶段，即1994年2月1日以后，特别是2001年12月27日最高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出台后，司法实践中不再承认实事婚姻（1994年2月1日前开始同居的仍承认），未登记的一律按同居关系处理，但去掉了“非法”二字。

二、行政登记的种类与定性

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事项需到行政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其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