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单位累犯；人身危险性；理论剖析；现实问题
内容提要: 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与刑罚承担的独立性，是理解单位累犯刑度条件以及前罪刑罚是否执行完毕的关键。单位累犯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适用，应当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现实情形另行审慎判断。
单位主体被纳入刑事责任的体系之中，并不顺其自然地就默认了单位与自然人拥有相同的刑事归责原则与刑罚适用制度。单位的复杂结构是否定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性理由吗？基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可以剖析单位累犯吗？笔者基于单位累犯肯定说的立场，从人身危险性的基点出发，对单位累犯的理论根据与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抛砖性”设想。{1}
一、前置条件：单位累犯探讨的基点
单位累犯的探讨必须建基于三个前提性条件：肯定单位成立犯罪、单位主体的整体性、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只有厘清了这三个前提，单位累犯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建构的现实可能。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单位累犯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分歧仍然存在，究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正是共同话语平台的缺失导致了双方自说自话的现有处境。
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与自然人主体一样，是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的统一。{2}既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经被纳入刑法规定之中，且自然人累犯毫无异议，根据刑事理念进行自然的逻辑推导，则单位累犯的成立在应然层面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单位能否成立犯罪的旧有层面，并以此来否定单位累犯的成立，这实质上是回到犯罪主体究竟能否包括单位的陈旧老路上，此种学术资源的浪费对单位累犯的研究并无任何益处。
应当肯定的是，单位因其机构与自然人的组合而有不同于自然人的结构特征，由多方混合而成的结构层次告诉我们，整体性是单位的外在显现也是其内在机能的源泉。正如学者所言，“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3}“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首要特征是其整体性，在法律关系中，它以这种整体性出现。”{4}从学者的上述言论中，肯定单位整体性的论点清晰可见。累犯本是前后犯罪历时性考察的结果，单位组合结构的层次性与累犯的动态性使得单位累犯的研究更显艰深。这一现状从侧面提醒并告诫我们，单位复杂的内在结构必须从整体层面予以仔细剖析，单位累犯的建构同样要以其整体性作为分析与评判的关键。
肯定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是要在明确主张单位人格特性的基础上，对单位累犯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与重构。单位主体是其内在人格实体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表达，在市场经济的外在环境中，正是因为肯定单位人格的客观实在性才赋予了其独立从事各项活动的权能。单位“这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作为法律所确认的人，也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在社会生活中，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决定和处理它与周围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关系，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它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出生和死亡。”{5}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且单位参与日益频繁的时下，在法律体系中认可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累犯制度是刑罚具体运用的重要内容，而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是刑罚预防单位再次犯罪的根据所在。正是因为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与整体性特征，我们才肯定了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客观性，也正是由于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并有对单位从重处罚之必要，才知道“犯人之刑罚反应力薄弱，前科之刑未能收刑罚预期之效果，故不得不设此规定”{6}“这样一来，我们便把以前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即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的概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用危险状态代替了被禁止的一定行为的专有概念。”{7}
笔者认为，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人身危险性与量度上的人身危险性，前者主要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主体具有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后者主要是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在犯罪后再犯可能性增大或减小的趋势。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我们必须同时考察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变动情形，以达到对单位累犯认定时的准确无误，防止以表面的重复性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累犯的实质根据。同时，关注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量的变动或增减幅度，从而更好地体现罪刑均衡原则，{8}使法官在评判累犯的成立与否或是否从重处罚时，注重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变动情况的考察，实现量刑个别化与实质公正，达致与罪刑均衡的内在精神相契合。
二、结构剖析：人身危险性视域下的单位累犯
既然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呈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特征，那么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也具有比自然人主体更大的复杂性。原因在于，单位主体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特定性能的统一整体。{9}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第一，“单罚制”是否是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机构免除刑事责任？“单罚制”的现实存在是否是对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否定？以单罚制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前提时，单位累犯的理论性是否难以自足？第二，在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之间交往频繁，且单位之下自然人流动频繁的今天，如果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存在，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存在理由？即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与单位整体性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进行对接？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在单位累犯中，其前后犯的刑罚可能存在这样几种结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由此，笔者认为，单罚制（对单位之下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并非是对单位本身免除处罚，更不能据此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存在。理由有三：
其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是单位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单位是人格化的有机体，离开了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活动，这个有机体就无法存活，也难以向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表达自我。“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作为刑罚的载体，是以法人犯罪为前提的，对于他们的刑罚，是法人犯罪刑罚的一部分。”{10}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单罚制），尽管没有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不意味着对单位自身没有处罚，其实质仍然是对单位整体性的谴责和对单位有机体的否定评价。
其二，单罚制并没有否定单位犯罪的客观事实，不是对单位机构免除而单纯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从单位犯罪的整体刑事责任不能得出单位自身承受的刑罚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结论。”{11}笔者认为，这是把单位自身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割裂开来的结果，是混淆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如果误把单罚制当作自然人独立的刑事责任，那么对单位自身没有判处罚金刑的客观事实只能解释为免除了单位的刑事处罚。由此，在前后犯罪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的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构形式中单位的整体性人身危险性就被“消解”了。而这种思维路径之根源，正是我们把单位的罚金刑与单位之下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分割开来并作为独立部分的不当理解方式所致。
其三，无论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都只是承担刑事责任方式上的差异，不是单位有无人身危险性或其大小的区别所在。在立法上对单位犯罪不判处罚金而只处罚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犯罪的特定情形，{12}因而无罚金刑之必要。事实上，毫无疑问，单罚制是单位犯罪之下的单罚制，没有单位犯罪就没有单罚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单罚制也并不因为比双罚制缺少罚金刑部分而在人身危险性的量上减小，因为人身危险性量度上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案中、案后情节征表出来的。{13}不考察单位客观行为的整体性人格特征，根本无法比较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简单地认为单罚制之下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较轻，显然就忽视了危害行为的价值所在，也否定了评判人身危险性的功能性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情况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其一，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同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二，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另外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其三，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四，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
通过上述的结构排列，揭示出来的问题就是，自然人受刑的变动性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无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怎样进行变动与流转，都只能在从属于同一单位犯罪时，才可以用来衡量该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外在表现。{15}行为人超出同一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可以据此衡量自然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成立自然人累犯，但是由于脱逸同一单位之外的自然人已经不是该单位的内在组成要素，无法视之为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征表，因而不能用来判定单位累犯的成否问题。由此可见，上述四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情形的人身危险性在同一单位之下是重合的，因此该情形无可争议地可以构成单位累犯。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一种情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即如果单位前后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存在差异性，那么有无构成单位累犯的理论基础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单位累犯的基点和实质根据上来：在单位主体不变，而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变动了的情形下，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有无连贯性？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清晰了。笔者认为，对此情形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可能性。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其人格系统决定了单位内部部分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是正常的事情，而如果这种量上的排列组合方式没有改变单位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它的空间。众所周知，单位都有自己既有的章程、纲领、相关生产作业的管理规定、长期或短期的指导方针、成文或不成文的操作规程、沉淀下的企业文化底蕴等等。这些对单位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都具有现实的作用力或影响力，甚或直接推动单位积极作出各种决策。质言之，正是这些实体部分的维系，支撑着单位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因此，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实质理由。
就此可以认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从根本改变上述单位整体的精神性要素或实质价值，在此认识之下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单位内部有机体部分要素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不了单位犯罪主观罪过的劣根性，撼动不了单位人格的整体趋势。因此，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变动之后，同一单位仍然继续犯罪，仍然能够动态地说明这一事实，即单位保持了原有的犯罪人格惯性而使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消减之迹象，据此成立单位累犯不成问题。
但是，又不能完全疏忽单位内部的要素变动对单位整体的影响，毕竟单位整体脱离不了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支撑。为此，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操作上考虑，如果单位前后犯罪的性质相同或相似，前犯的主观罪过就可以与后犯的主观罪过予以对接，从而就能够推定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存在性与量的趋重态势，据此认定单位累犯的成立理由就是充足的。{16}另外，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人格的独立特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果其中符合自然人累犯的规范性条件的，应当以自然人累犯论处。{17}
三、困惑化解：单位累犯的现实问题与对策
（一）在刑度条件上有期徒刑与罚金刑的选择
刑法第65条和66条规定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对此，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包含了单位累犯的。{18}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原因在于，单就普通累犯而言，其前后罪必须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规定，而这并不能说明现行刑法已经承认了单位累犯。何况，旧刑法与新刑法之间在累犯的规定上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依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推论，旧刑法中自然也是包括了单位累犯的。然而，当单位主体还未进入旧刑法的犯罪主体之时，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精神中是根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有先知先觉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19}立法的“慢半拍”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单位累犯既是个立法问题，也是个司法问题。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中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20}当然，在立法中缺乏单位累犯的具体规定并不影响我们思维的步伐，通过单位犯罪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或直接地感受单位累犯的客观性。在此情形下，司法也并非唯唯诺诺、无能为力。“司法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判定什么样的司法裁判能为当下的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21}“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法治状况的实现会有很多困难。”{22}因此，从司法的角度反思立法的现行规定，并从司法的立场探究单位累犯的内部结构就显得意义深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2002修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2年1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公 告
（九届第49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1月2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1月2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七条第一项。
二、删去第十二条。
三、删去第十三条第二项。
四、删去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五项。
本决定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
（1998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1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
＜广西壮族自治区酒类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酒类生产和流通的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酒类生产、流通活动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酒类，是指发酵酒、蒸馏酒和配制酒，包括白酒、黄酒、啤酒、露酒、果酒、葡萄酒、食用酒精等。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生产规划、布局的宏观调控和流通领域的综合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酒类生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生产的行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环境保护、物价、税务、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协同做好酒类生产流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酒类的生产、批发、零售实行许可证制度，进口酒的批发、零售实行特种许可证制度。
第二章 酒类生产管理
第六条 生产酒类，应当持有《酒类生产许可证》。个人或者家庭自酿自饮的酒类除外。
第七条 申领《酒类生产许可证》，应当向自治区酒类生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保证酒类质量的条件；
（二）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三）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自治区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和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30日内，会同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对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颁发《酒类生产许可证》；对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不予发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八条 生产酒类产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质量、卫生标准。产品出厂应当接受依法取得检验资格的卫生、质量检测机构的监督。禁止不合格的酒类产品出厂。
第九条 配制酒类使用的基酒和食用酒精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禁止使用非食用酒精和有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生产勾兑酒类产品。
第十条 酒类产品标识应当符合国家饮料酒标签标准的规定。使用省级以上名牌、优质酒类产品标志的，应当注明获奖名称、等级、颁发机关和时间。
第十一条 禁止生产假冒伪劣酒类产品。
第三章 酒类流通管理
第十二条 从事酒类批发业务，应当持有《酒类批发许可证》。
申领《酒类批发许可证》，应当向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批发业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经营场所和仓储设施；
（二）有熟悉酒类知识的人员；
（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四）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和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15日内，对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颁发《酒类批发许可证》；对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不予办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十三条 从事酒类零售业务，应当持有《酒类零售许可证》。
申领《酒类零售许可证》应当向市、县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经营场所和注册资金；
（二）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市、县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和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15日内，对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颁发《酒类零售许可证》；对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不予发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十四条 从事进口酒类批发或者零售业务，应当持有《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或者《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
申领《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或者《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或者第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办理申领手续：
（一）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
（二）有《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酒类零售许可证》；
（三）有熟悉进口酒类知识的人员；
（四）有识别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的技术手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取得《酒类批发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当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
第十六条 进口酒类批发、零售经营者所经销的进口酒类应当持有进口货物许可证（复印件）、海关征税税单（复印件）、卫生证书（正、副本复印件）并加贴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和符合饮料酒标签标准的中文标识。
第十七条 罚没的进口酒类产品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应当在地、市级以上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监督下，依法拍卖给具有《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其他单位不得擅自处理。
第十八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取得《酒类生产许可证》的酒类生产者，经营自产的酒类产品，可免领《酒类批发许可证》和《酒类零售许可证》；经营其他酒类生产者的酒类产品，应当按本条例的规定申领相应的酒类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酒类批发、零售经营者采购酒类产品时应当查验相关质量证明，酒类产品包装上标明是名牌、优质产品的，应当按规定索取名牌、优质产品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第二十条 酒类生产者和批发经营者不得向无酒类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酒类；酒类批发、零售经营者，不得向无《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酒类产品。
第二十一条 禁止批发或者零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
第二十二条 运出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外的酒类产品，运达地或运经地要求出具《酒类运输准运证》的，承运人可在起运前持《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向所在地县级以上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申领《酒类运输准运证》。
禁止持有《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为无证经营者代办《酒类运输准运证》。
第四章 酒类管理监督
第二十三条 禁止伪造、租赁、转借、买卖和涂改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酒类生产、批发、零售者分立、合并、撤销，应当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酒类生产者、经营者应当在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开展业务。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酒类生产许可证》由自治区酒类生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酒类批发许可证》和《酒类零售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和《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酒类运输准运证》由自治区酒类流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酒类生产、流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生产、批发、零售活动的监督检查。
酒类生产或者流通监督管理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二人以上，并应当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酒类生产、流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不得纵容、包庇酒类生产、经营违法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未取得《酒类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酒类生产的，由酒类生产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和生产的酒类产品，可并处违法生产的酒类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未取得《酒类批发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擅自从事酒类相关经营活动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可并处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酒类生产或者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吊销其酒类生产、批发或者零售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经销的进口酒类所持证件不齐全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进口酒类特种批发许可证》或者《进口酒类特种零售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处理罚没的进口酒类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经营的酒类产品阶值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相应的酒类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无酒类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酒类产品的；
（二）从无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批发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酒类产品的；
（三）超越酒类经营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经营酒类产品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为无《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代办《酒类运输准运证》的，由酒类流通主管部门吊销《酒类运输准运证》，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伪造、租赁、转借、买卖和涂改许可证的，由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和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吊销其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酒类产品，可并处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酒类生产、批发、零售者分力、合并、撤销，未办理许可证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由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和酒类流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其改正，可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拒绝、阻碍酒类生产、流通监督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酒类生产或者流通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发放酒类生产、批发或者零售许可证的，其发放的许可证无效；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酒类生产、流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