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人事部
关于印发《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6〕1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副省级市人事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
现将《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作出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保证人事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任务的全面落实。
为便于联系沟通，请你们确定一名普法联络员，并于2007年3月前将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部政策法规司）。
附件：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名单
人事部
二○○六年十月十六日
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中发〔2006〕7号）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的要求，为进一步做好人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结合人事系统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对象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深入开展人事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推进人事法制建设，实现人事工作依法管理，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人事人才保证。
（2）总体目标。在前四个五年普法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人事专业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人事部门领导干部和广大人事干部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提高，人事部门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人事法规政策知识在广大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得到较好的宣传和普及，管理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对人事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显著提高。到2010年，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普及率达到100%，人事干部法律知识参训率达到100%，人事部门普法验收合格率达到98%以上。
（3）普法对象。各级政府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工作部门人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从事人事管理的人员。此外，还要对人事管理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宣传普及有关的人事人才法规政策。
二、主要任务
（4）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是人事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根本性工作。要进一步学习宣传宪法，努力提高全体人事干部的宪法意识，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实施。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培育人事干部的民主法制观念和国家安全统一意识。
（5）学习宣传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理论知识学习，促进人事干部增强现代法治意识，全面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
（6）学习宣传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公务员法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成果，在干部人事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公务员法学习方面，人事干部必须先学一步，学深学透，能够准确、熟练地掌握法律的各项原则和具体规定并娴熟运用，切实把公务员法贯彻好、落实好。
（7）学习宣传有关干部管理的党内重要法规。深入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文件，进一步加深人事干部对党员义务、党内监督、纪律处分、选拔任用等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不断强化人事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
（8）学习宣传人事人才管理法规政策和人事法制基础知识。紧密联系人事人才工作的发展形势，深入学习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人事人才法规政策和人事法制基础知识，包括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法规、人才市场管理法规、引进国外智力法规等，及时向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社会公众宣传重要的人事人才法规政策，通过普法进一步促进立法工作，切实提高人事人才管理与服务的法制化水平。
（9）通过普法提高人事工作法制化水平。将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普法积极推进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尽快改变人事工作部分法律法规缺位、不系统、不配套的状况；建立和完善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加强机关内部法制工作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业务工作特点，建立健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规章制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法律顾问等制度。
（10）加大向社会宣传普及人事法规的力度。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运用多种形式，向人事管理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宣传普及重点人事法规政策，使管理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有关的人事法规政策，自觉配合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和人事执法活动，发挥他们对人事工作的监督作用。
三、实施步骤
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五五”规划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共分三个阶段实施：
（11）动员部署阶段（2006年）
从本规划下发起到2006年12月，各级人事部门要成立人事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办事机构设在法制部门，确定专门人员，负责组织指导人事法制宣传教育。
制定规划。根据本规划，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五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做好组织、宣传、发动等工作。2006年底前，要将本地区、本部门制定的普法规划报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编印教材。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并组织实施人事普法教材的编写工作。一是将人事政策法规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编写成指导性的《人事专业普法教材》，作为全国人事系统“五五”普法的规范性读本；二是将有关法律法规汇编成《人事管理常用法律法规选编》，方便学习查阅。
（12）组织实施阶段（2007年-2009年）
各地区、各部门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和任务，认真组织实施。
培训工作骨干。人事部负责培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市人事厅（局）的法制宣传教育骨干；各地人事部门负责培训本地区、本部门的法制宣传教育骨干。
开展专题活动。利用公务员法实施一周年和五周年之际，大力开展各项宣传活动。对新颁布的与人事系统履行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组织开展相应的专题宣传活动。
强化督促检查。人事部在规划实施中期将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情况进行抽查，鼓励先进，督促后进。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对本地区、本部门法制宣传教育进行阶段性督促检查，开展必要的考试或者考核活动。
加强工作交流。人事部将利用刊物、网络和会议等形式，交流工作经验。通过《人事政策法规专刊》及相关网站的法制宣传教育专栏，介绍各地工作动态，推广典型经验。各地人事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交流和经验推广工作的指导。
（13）总结验收阶段（2010年）
2010年，各地人事部门要在做好年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研究制定普法验收方案和标准，通过实地考察、听取汇报、审阅档案、抽样调查等形式，认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五五”法制宣传教育的总结验收和表彰工作，并将普法总结报告于2010年9月底前报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将组织抽查验收，并召开全国人事系统“五五”普法总结表彰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对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四、工作要求
（14）切实加强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深入开展人事法制宣传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推进人事工作依法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事部门要把人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作为人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组建专门的领导机构，建立普法工作目标责任制，将普法工作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切实抓好。要明确领导职责，建立和完善领导小组定期会议、联席会议、年度工作汇报、工作督查等制度。地方各级人事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就“五五”普法工作亲自作动员，带头讲授法制课和进行法制辅导。
（15）积极完善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制度。大力推进人事系统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继续坚持和完善理论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重大决策前的法律咨询审核制度。人事部门党组（党委）理论中心组要制定年度学法计划，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建立和落实人事干部学法制度，逐步实现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工作规范化；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把依法行政水平和效果作为工作考核内容；积极开展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管理和服务全过程。在公务员录用中，应测试应试人员掌握法律知识的水平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把法律知识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建立人事系统人事法制工作者定期培训制度，紧密结合人事工作实际，每年组织一次人事法制工作者法律知识学习培训。进一步完善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联系制度。要确定一名普法联络员，定期将开展人事法制宣传教育的情况报告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以加强联系沟通，总结交流经验。
（16） 努力探索人事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新形式。深入开展以“法律进机关”为主要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把法律知识作为机关干部职工学习的重要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检查。充分利用机关学习园地、网络等阵地，建设机关法制学习资料信息平台，为人事干部学法提供条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组织和开展人事法律知识竞赛、法制图片展览、普法工作专栏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学法用法的良好舆论氛围。各级人事部门要结合政务公开的要求，在门户网站专门开辟法制宣传教育栏目，建立完善人事政策法规信息库，及时公开和发布人事政策法规。利用便民服务场所、法律服务热线等形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围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展干部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学法用法的氛围。建立人事专业法制宣传日，每年开展以人事法律法规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17）认真落实法制宣传教育经费保障。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发〔2006〕7号文件的要求，安排人事法制宣传教育专项经费，保证工作正常开展。
附件：
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张柏林人事部部长
副组长：陈存根人事部副部长
成员：周泽民人事部办公厅主任
孔昌生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左春文人事部规划财务司司长
唐军人事部人事教育司司长
尚春博人事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傅兴国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副司长
全国人事系统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部政策法规司。
联系电话：8421494584214943
传真：84211641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小卫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
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
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规定本身所导致产生的，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是无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问题二：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还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全面认定呢？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行政规章的行政案件时，必须对是否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作出明确的认定，而决定是否能“参照适用”的前提是认定该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这就必然涉及到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作出整体的认定，还是仅就与行政诉讼案件有关联的局部内容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这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同样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假设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一，规定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认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要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行政规章作出的，则人民法院就可以据此对该行政规章进行全面整体的司法审查，并进而认定其是否合法有效，能否在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中适用。这样则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就具有进行全面审查的权利。如此，则会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中与该正在审理中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关的那部分内容经审查是有法律、法规依据且合法有效的，而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的该行政规章的其他部分的内容经审查缺少法律、法规依据或因违法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认定该行政规章无效，并决定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不予“参照适用”。而现实中，行政规章因其制定主体的级别较低，程序不规范而存在着诸多的违法现象。如此全面审查，则合法有效而可以“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寥寥无几。这必不利于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故该假设在现实中操作的价值并不大。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不应是整体内容的审查。
假设二：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仅是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的审查认定。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对行政规章依法进行审查时，只能对被诉的具体行为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认定是否合法有效，而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无权进行司法审查。据此，如进一步推论，若多个相同或不同、相关或不相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所依据的同一行政规章之各部分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分别被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那么，在此假设条件下亦不能对该行政规章作出整体违法无效的定论。这样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既然这两种假设经推理论证均行之不通，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或者其它更便捷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可走的。该问题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不合理之规定而产生的。
问题三： 在行政诉讼中因人民法院确认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因违法无效而导致行政主体在该诉讼中败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则产生这样一个矛盾：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不依行政规章的规定行事，被有权行政主体依该行政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若该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此处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又依职权审查认定该行政规章因违法而无效，并判决依该行政规章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相应的，这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途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相对人却因充分信赖该行政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而按照行政规章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该行政规章对其设定的法律义务。这样，当该行政规章在被前一部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为违法无效，则遵守并依据该行政规章履行义务的那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因人民法院确认该行政规章违法无效而作出的判决所侵害。此时，这部分行政相对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状况导致产生了很低的社会的诉讼的效益，仍是不可取的。因为，首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无论其是否遵守该行政规章并履行该行政规章规定的义务，他的合法权益仍将遭受必然的侵害，而他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就行政主体而言，他依该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为违法无效而决定不予“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和未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的行政相对人，均承担不可避免的败诉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那么，如此不合理之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通过在问题三中的分析，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与在行政诉讼中受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首先，按照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行政规章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同时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即只有当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否则，行政规章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规章的这种法律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行政规章时，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被诉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是否合法，以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照“制定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认定，则行政规章具有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共有的特征：即确定性、强制性和不可诉性。而依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的观点，则行政规章又具有可受司法审查性。而这两者本是不相融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不合理之规定所导致的。
问题四：《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得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必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相对的确定力、拘束力及执行力，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很难在正常途径及条件下得以实现。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定的依据”②，是指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具备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并且作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由此可见行政规章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可依行政规章作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一般看来，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量”、“执行力”的效力。结合前面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个结论不但是一般的行政法原理推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确保行政主体依据数量庞大的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能实现行政管理根本目的之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根据。简言之，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建立在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之上的。那么假设此处的行政规章的效力是不确定的，那又会如何？
行政规章是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行事时的基础和依据。若此基础动摇了或者说作为基础的行政规章是否有效成立是不确定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前是没有确定力保障的。如此则势必会影响行政主体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使行政管理行为处于社会公众及司法的不信任状态下，这是建设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所不容许出现的。
问题五：人民法院在涉及到行政规章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案件中有权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规章同时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否会导致使人民法院具有了行政立法权呢？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故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无涉。而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可引申解释为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在行政诉讼中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虽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但笔者认这是不够严谨的论断。其实这里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质是确认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其是否可在行政审判中予以适用。而“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则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如果认为相应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撤消或改变的建议。故此可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涉案的行政规章进行是否合法及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的监督方式，已超越司法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合理界限，在本质上构成越权。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虽被定义为“参照适用”，但行政规章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即它在经历了规划起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交送政府主管机关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审理、核查，并由行政主管机关的正式会议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讨论通过，最后还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发布并需备案。在这些法定程序中，并没有那个环节提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规章的制定、发布及生效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法院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实质是对行政立法的越权干预。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把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置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有诸多疑问难以解决。故实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笔者为此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讨论。
行政规章的制定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致使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属“法律适用”的范畴。而正是行政规章的这种属性，导致了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用的混乱。所以要重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予以矫正，进而作出新的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