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1996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已经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本规定同时向社会公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OO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保障举报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举报工作是检察机关直接依靠群众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作斗争的一项业务工作，是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开展举报宣传和受理、审查、分流、交办举报线索，以及督办、答复等工作，保障职务犯罪侦查依法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的举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举报中心负责举报工作。
举报中心与控告检察部门合署办公，控告检察部门负责人兼任举报中心主任，地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
第六条 举报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依靠群众，方便群众;(二)依法、及时、高效;
(三)统一管理，归口办理，分级负责;(四)严格保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五)加强内部配合与制约，接受社会监督。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鼓励群众依法举报。
第八条 任何个人或者单位依法向人民检察院举报职务犯罪行为，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举报信息系统，逐步实现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部门之间举报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举报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与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与配合，建立和完善举报材料移送制度。
第二章 举报线索的受理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专门的举报接待场所，向社会公布通信地址、邮政编码、举报电话号码、举报网址、接待时间和地点、举报线索的处理程序、查询举报线索处理情况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
第十二条 对采用走访形式举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在专门场所接待，也可以到举报人认为合适的地方接待。接待举报时应当制作笔录，载明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和举报的具体内容，经宣读或者交举报人阅读无误后，由举报人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需要录音录像的，事先应当征得举报人同意。
对多人采用走访形式举报同一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要求举报人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
接待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告知举报人要如实举报和捏造、歪曲事实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对采用书信形式举报的，负责处理来信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拆阅。启封时，应当保持邮票、邮戳、邮编、地址和信封内材料的完整。
第十四条 对采用网上举报以及电话、传真等形式举报的，参照本规定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实名举报人提供的举报材料内容不清的，举报中心应当在接到举报材料后七日内与举报人联系，要求举报人补充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反映被举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在接受举报后立即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审批: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三)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四)其他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
第十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受理由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举报线索，也可以经检察长批准，将本院管辖的举报线索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第十八条 举报线索涉及多个地区的，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察长和有关侦查部门负责人接待举报制度。接待时间和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
地市级和县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定期接待举报。
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接待举报的时间和方式。
必要时，举报中心可以通知有关侦查部门负责人共同接待举报人。
第二十条 对以举报为名无理取闹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对严重妨碍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扰乱检察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应当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举报线索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的举报线索由举报中心统一管理。本院检察长和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收到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批交或者移送举报中心处理。有特殊情况暂时不宜移送的，报检察长或者部门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二条 侦查部门在侦查中发现的需另案处理的线索，一般应当在两个月内向本院举报中心通报;对暂时不具备查办价值的举报线索，应当每月向举报中心集中通报一次;经初查不予立案的举报线索，应当在一个月内移送举报中心。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实行举报线索分级管理制度。涉及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要案线索，应当在受理举报线索后十日内填写《检察机关要案材料移送、备案报表》，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移送或者备案。情况紧急的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四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备案材料应当及时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在十日内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报送备案的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第二十五条 举报中心应当建立举报线索数据库，指定专人将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举报线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办理情况等逐项录入计算机。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应当利用检察专线网传输举报线索，提高举报线索的传输效率。
第二十七条 举报中心应当定期清理举报线索，对线索的查办和反馈情况进行分析，查找存在问题，及时改进工作，完善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举报中心应当每季度对举报线索情况进行分类统计，综合分析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及群众举报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向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和本院检察长报告。
第四章 举报线索的审查
第二十九条 举报中心对接收的举报线索，应当确定专人及时审查，根据举报线索的不同情况和管辖规定，自收到举报线索之日起七日内分别作出处理:
(一)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举报线索依法受理;
(二)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举报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三)内容不具体的匿名举报线索，或者不具备查处条件的举报线索，经检察长审批后存档备查。
第三十条 举报中心对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群众多次举报未查处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进行初核，查明举报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第三十一条 举报线索的初核应当报经检察长审批，按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确定责任人及时办理。
初核前，举报中心应当向有关侦查部门通报。
第三十二条 初核可以采取询问、调取证据材料等措施，一般不得接触被举报人，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第三十三条 初核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办案安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第三十四条 初核后应当制作初核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三十五条 侦查部门收到举报中心移送的举报线索，应当在一个月内向举报中心回复处理情况，三个月内回复查办结果;情况复杂，逾期不能办结的，报经检察长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延期办理的情况应当及时向举报中心通报。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侦查部门应当书面回复查办结果。回复文书应当具有说理性，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举报人反映的主要问题;(二)查办的过程;
(三)作出结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举报中心收到回复文书后应当及时审查，认为处理不当的，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审批。
第三十七条 举报中心对逾期未回复处理情况或者查办结果的，应当进行催办;超过规定期限一个月仍未回复的，应当向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拒不回复或者无故拖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报告检察长。
第三十八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可以代表本院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举报线索。交办重要举报线索，应当报检察长审批。交办前应当向有关侦查部门通报，交办函及有关材料复印件应当转送本院有关侦查部门。
第三十九条 举报中心负责管理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交办的举报线索。接到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举报线索后，应当在三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报检察长审批。
第四十条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举报线索，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办结。情况复杂，确需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延期办理的，由举报中心向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延期理由。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交办案件办结后，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将查办情况和结果报检察长审批，并制作《交办案件查处情况报告》，连同有关材料移送本院举报中心，以本院名义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审查。
第四十二条 《交办案件查处情况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案件来源;
(二)举报人反映的主要问题;(三)查办过程;
(四)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五)处理情况和法律依据;(六)实名举报的答复情况。
第四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收到下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查处情况报告》后，应当认真审查。对事实清楚、处理适当的，予以结案;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处理不当的，提出意见，退回下级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必要时可以派员或者发函督办。
第五章 实名举报的答复
第四十四条 使用真实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举报的，属于实名举报。实名举报除通讯地址不详的以外，应当将处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及时答复举报人。
第四十五条 对采用走访形式举报的，应当场答复是否受理;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接待举报人之日起十五日内答复。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负责实名举报答复工作。必要时可以与本院有关侦查部门共同答复。
第四十七条 答复可以采取口头、书面或者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口头答复的，应当制作答复笔录，载明答复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及答复内容、举报人对答复的意见等。书面答复的，应当制作答复函。邮寄答复函时不得使用有人民检察院字样的信封。
第四十八条 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办理的过程;
(二)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三)处理结果和法律依据。
第四十九条 举报人不服不立案决定提出的复议请求和不服下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提出的申诉，由侦查监督部门办理。
第六章 举报保护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维护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举报线索由专人录入专用计算机，加密码严格管理，未经授权或者批准，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查看。
(二)举报材料不得随意摆放，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举报线索处理场所。
(三)向检察长报送举报线索时，应当用机要袋密封，并填写机要编号，由检察长亲自拆封。
(四)严禁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举报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单位。
(五)调查核实情况时，严禁出示举报线索原件或者复印件;对匿名举报线索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严禁进行笔迹鉴定。
(六)其他应当采取的保密措施。
第五十二条 举报中心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受理网上举报，严格管理举报网站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并适时更换。
利用检察专线网处理举报线索的计算机应当与互联网实行物理隔离。
通过网络联系、答复举报人时，应当核对密码，答复时不得涉及举报具体内容。
第五十三条 对打击报复或者指使他人打击报复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经调查核实，应当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一)尚未构成犯罪的，提出检察建议，移送主管机关或者部门处理;
(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对举报人因受打击报复，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名誉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支持其依法提出赔偿请求。
第五十五条 举报人利用举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对举报失实并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采用适当方式澄清事实，为被举报人消除影响。
第七章 举报奖励
第五十七条 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被举报人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举报人一定的精神及物质奖励。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追回赃款的，应当在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百分之十以内发给奖金。每案奖金数额一般不超过十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十万元以上给予奖励，数额不超过二十万元。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
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但没有追回赃款的案件，可以酌情给予举报人五千元以下的奖励。
对举报渎职侵权案件有功的举报人员，参照上述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十九条 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应当在判决或者裁定生效后进行。奖励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布。涉及举报有功人员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第六十条 举报奖励工作由举报中心具体承办。
第六十一条 奖励经费在业务经费中列支。
第八章 责任追究
第六十二条 举报中心在举报线索管理工作中，发现检察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提出建议，连同有关材料移送政治工作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六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擅自处理举报线索的;(二)私存、扣压或者遗失举报线索的;
(三)故意泄露举报人姓名、地址、电话或者举报内容，或者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被举报单位的;
(四)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压制、迫害、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六)查处举报线索无故超出规定期限，造成举报人越级上访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七)隐瞒、谎报、缓报重大举报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有关举报工作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第六十五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
高军
从网上看到王斌余案后感到非常痛心，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似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都读过或熟知传统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里的故事。笔者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案件本身，对此类案件来说，相信它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这起恶性刑事案件带给笔者诸多思考。
１、民意与法院判决。
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三百多位网友的评论，吃惊的是竟然所有的评论都同情乃至支持王斌余，对为富不仁者表现出强烈的义愤甚至仇恨。不能认为网上的这三百多条的评论就一定代表了民意，因为能够上网发表评论的人可能只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一类人，但也不能说他们不能代表民意，我想能够上网并发表评论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是具备一定文化、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就连这些人都会一致地持这样的看法，更何况对那些更多的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凭朴素的自然情感来判断善恶是非的普通民众了。于是有这样一个疑问：法院判决是否应尊重民意？
试想一下：如果王斌余案由陪审团参与审判（众所周知，陪审团成员都是些普通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凭直觉、自然的情感来为被告定是否有罪），那么案件的审判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们都知道判决不能为民意所左右，因为所谓民意仅仅只是一个主观的、易生歧义的概念，历史上所谓的民意杀人的教训也是不绝于书的。但如果法院的一项判决过分地违反了民意，违反了民众的自然的情感，这样的判决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２、刑罚的威吓功能的反思。
历史上西方功利主义法学从理性人快乐和痛苦相权衡的角度分析犯罪，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为制止犯罪，必须使得犯罪所受到的惩罚而给犯罪人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其从犯罪中得到的快乐时其才会放弃犯罪，亦即强调了刑罚的威吓的功能。对于刑罚的威吓的功能，我们的刑法教课书上强调的较多，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以及现实中的司法和社会的实践中，它一直也是被奉为圭臬的，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严打政策”。
但刑罚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么？举王斌余案来分析：不可否认，王斌余被判了死刑，假如最终被执行了死刑（当然，只是假设，他还有上诉的机会，但据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可能知道这个案件的人从中会受到一定的教育，即不能杀人，杀人者偿命。但问题是，会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案子，相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更多的人不能从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教育”。另外，杀人偿命是一则古老的自然法则，民众凭简单的常识和自然的情感都知晓的。王斌余为什么杀人，不是他没有法制观念，请注意，他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另外，他也不是在寻求私力救济时一开始就使用暴力的，是他在被污蔑、被殴打后冲动而采取暴力的。
《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们其实都是些刑事犯，其行为基本上均构成了犯罪，可为什么民众却对他们的行为津津乐道并将之誉为英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笔者认为，从报道的案情看，王斌余有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自首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且是初犯、是激于义愤而犯罪，他应该为他的冲动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不是必须是生命的代价呢？从案中可以看出他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有改造好的可能，从案件判决的社会效果来看，判死刑，不如判死缓或者无期。当然，按照刑期法的明文的规定，判其死刑是合法的，而且，仅从四条命以及另外一个人的重伤与一条命相比的角度来看，判其死刑也是合情的。但还是上面的那个问题：判了他死刑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会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么？讲到判其死刑的教育意义，笔者到有一点担心：如果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穷尽了在他看来可能的公力救济手段后仍不能获得正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怒而杀人，然后不是去自首而是逃之夭夭，或者是把事情搞得更大。相信笔者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在网上发表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他的自首表示了惋惜，说他太天真、太傻。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刑罚的“教育意义”不但会落空，甚至反而会起到更坏的作用。这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死死地抱着刑罚的威吓功能不放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３、正义的获得也不可让当事人付出过于大的代价——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王斌余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这说明，我们惯常的“送法下乡”、“普法教育”向民众所灌输的要相信法律、法律会主持公道的这类教育对民众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为什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最终会选择采取杀人这样的极端的途径呢？这应引起我们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本案中，王斌余首先想到的是找劳动局调处。关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劳动者来说，与资方相比，其实力过于弱小，乃至悬殊，故现代世界各国，无不抛弃近代民法形式平等之原则，转而按实质平等的精神，在立法上无不倾向于从实质上保护劳动之权益，故有劳动法之诞生。从劳动法的诞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其立法精神必须是人道的、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之权益。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劳动法在这方面尚存诸多缺陷，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
对于现行的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因为是由行政部门主持，其中立法和公正性不得不令人产生合理的疑问。事实上，在劳动仲裁中资方往往有更大的甚至是完全压倒劳动者一方的优势。劳动者申请仲裁，必须要交纳仲裁费，而且必须在申请仲裁期限内提出（其期限过短，与民法通则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限不符），如果对裁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废除这一前置程序，设立劳动法院或者在法院中设立劳动庭，采取“特别的简易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纠纷，减轻劳动者为解决纠纷获取正义的成本付出呢？
对法院的诉讼程序也一样，我国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６个月期限、简易程序３个月期限，然后是诉讼费、申请执行费，想通过诉讼来获取正义，当事人的付出不可谓不大。众所周知，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先有人民后有政府，政府是人民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民交税作为购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法院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机构，人民已经交了税，法官亦是人民养活的，为什么人民有纠纷时向法院提出诉讼时还要交费呢，适当地交纳些案卷的装订工本费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采取按案件争议的标的额一定的比例的标准来收取呢？常识告诉我们：标的额大的案件不一定复杂，法官的付出不一定更多；同理，标的额小的案件也不一定简单，法官的付出也不一定就少。按照案件标的额收取的诉讼费的合理解释何在？
笔者认为，诉讼当然要付出成本，但对民众而言，过于昂贵的诉讼成本只能使人们在法院门前却步，西谚亦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另外，只有尽量早一点终止在某一点上才会有正义（无休止的再审与正义的要求不符）。为此，我们的司法实有通过改革以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负担及提高效率的必要。
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公平优先——当代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选择。
改革开放至今，发展生产力、尽量快地增长GDP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立法，尤其是经济、社会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往往把促进经济增长即效率放在第一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社会各阶层所享有，先富起来的越来越富，社会贫富悬殊已接近危险水平，我国已迅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王斌余案查以看作是其中矛盾冲突的极端的表现。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是非常及时、有深刻的意义的。
笔者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一个流氓无产者占多数的社会里是无法建成和谐社会的。因此，通过法律调节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通过对富人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来发展社会福利，使得富人不可过富、穷人至少能活下去，并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
不要期望富人会发善心自觉地把金钱捐出来给穷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酱主义精神》中描绘了“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的资产阶级清教徒的形象，基督教新教的“把金币投到募捐箱中听到叮铛一声的时候灵魂就升到了天堂”新教的伦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代西方社会，真正能促使富人善行的是法律，是对财富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以及财富的社会责任观尚未形成的现阶段，让富人主动捐钱搞公益的任何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从希望工程以及“非典”期间中国富人们的表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只有法律才能胜任财富第二次分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本文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