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劳动教养人员适用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处罚程序的思考
——辛普森案的启示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颖
背景资料：1994年6月12日夜，美国洛杉矶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著名黑人三栖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害其前妻白人妇女尼科尔和她的白人男友高德曼。吸引世人眼球的不仅因为辛普森是全美家喻户晓的明星，更在于在检控方向法院出具了488件物证、提交了58位目击证人，被认为铁证如山，相信辛普森罪责难逃之后，陪审团却做出了“辛普森无罪判决”。
一位担任辛普森辩护律师之一的法学教授道出了其中原因：“辛普森被判无罪，全因警方愚蠢所致，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会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检控方的证据也足以让陪审团判其有罪，问题是陪审团既不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也不能定其有罪。因为警方为了对控方更有利而伪造了证物。在辛普森的袜子上滴上了被害人的血。”血液滴在袜子上和倒在袜子上是不同的。这使陪审团相信，如果一个证据是伪造的，其他证据又有多大程度是可信的呢？（美国法律规定，如果证据违法宪法权力，即为无效）并且认为，如果连国家机器都作假了，那就太可怕了。正因为这份证据，陪审团作出了“无罪”结论。按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检控方不能再起诉辛普森。（摘录）
显然，美国法律尤为注重司法的程序性，强调并致力于追求程序正义，当司法程序出现瑕疵或程序违法，实质正义的目标便会受到贬损或归于无效，即以牺牲实质正义为代价去维护程序正义。辛普森案便是典型的真实写照，此次审判也成了当时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其中反对论者借此大肆批判美国的司法制度，认为过于强调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也有认为美国司法制度太过追求形式，忽视客观事实……类此评论，不胜枚举。
这次审判是否过于形式、能否牺牲实质正义去追求程序正义……众说纷坛。对此进行评论并非笔者用意，而是强调由此引发的若干思考，如程序价值与目标的定位、公民权利至上、司法程序（侦查诉讼）中公民权的特别保护或特别关注。
笔者联想到对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劳教人员）适用延长劳动教养期限（以下简称劳教期）的处罚程序，不妨也从程序价值的角度去审视这一法律运作：
延长劳动教养期限，指劳动教养机关（含管理机关）依据授权对其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违反《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58条规定且情节恶劣的十种行为给予的行政性惩罚措施。
思考一：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适用依据是否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对延长劳教期作出规定的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试行办法》至多归属行政法规范畴（也有认为是部委规章），依据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延长劳教期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因此，延长劳教期的法律依据不充分，严格地讲——于法无据。
《试行办法》对延长劳教期的适用情形作了列举式规定，共有10条，其中第10条是兜底性条款。事实上，基层劳教所在管理实践中并未严格按照《试行办法》规定的标准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通常是将劳教人员“多次逃避安全检查，情节恶劣；经常顶撞管教民警，影响极坏”等违反劳教所内部规定的违纪行为当作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标准或适用理由。显然，适用依据不规范或适用理由不充分形成了处罚程序上的瑕疵。
思考二：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法律程序是否完备，法律手续是否齐备？
劳教所对劳教人员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一般程序是由劳教人员所在中队或大队填写呈批表，逐级上报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的劳教所或劳教局审批。这里有审批权限的划分问题，延长劳教期一定期限（如3个月）以上，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的省劳教局审批，这个期限以下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劳教所批准。有关期限，不同省份还有不同标准，这不得不令人产生对延长劳教期的审批权限、执行监督等一系列法律程序问题的思考。
法律程序方面：（1）行政处罚主体适格（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权或审批权能否委托行使）；（2）监督程序的运作；（3）法律救济的有效及时。
法律手续方面：（1）法律文书的规范；（2）证据的有效性。
一、 法律程序
1、行政处罚主体适格，是指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具备行使该行政职权的资格。劳教所享有劳动教养决定的执行权，但是否享有对劳教人员延长教养期限（如3个月以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或审批权——没有！《试行办法》第59条规定给予了明确答复。但执法实务中，劳教机关却又可以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延长教养期限的处罚权或审批权（1992年8月10日司法部令第21号《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37条）。于是，劳教机关便名正言顺地享有了审批（延长劳教期）与执行（延长劳教期）两大权力。审执不分意味着（什么？）——劳教（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扩张或膨胀——必然地导致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腐败，尤其是在缺乏有力监督的“人治土壤”中。同时，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性问题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权或审批权能否委托行使。由此，关于劳教所延长劳教期的行政处罚主体适格问题便摆到了我们面前。
2、监督程序的运作
（1） 监督的被动性
延长劳教期处罚的监督程序的启动是被动式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个案处理中出现较大争议或较大影响，由当事人（劳教人员及其家属）提请，监督才会介入。监督的被动性削弱了监督职能，降低了监督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效果。相反，如果变被动为主动，监督程序提前介入，与调查处理同步进行，一方面促进了调处程序的公开，另一方面，变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既保证了监督职能的行使，又提高了监督质量，增强了监督效果，且促进了执法公正，可谓一举数得。
（2） 监督的实质性
监督程序启动后，调处工作一般是以调阅案件卷宗材料、找当事人（劳教人员）谈话了解情况等为主要内容的形式审查，对案件的具体细节、情节，证据来源，证据有效性，证据证明力大小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等问题没有给予关注或关注不够，往往使个案监督流于形式。这里有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处理劳教人员不用像审判工作那样，要求严、规格高，必须对案件做到定性准确、定量合理，同时这对案件调查人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难度较大。其实不然，规范劳教人员案件的处理，既是公正执法的现实需要，又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更是公民合法权益（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因此，对待劳教人员案件也必须观念上重视起来，要求上规范起来，做到定性、定量的合法、合理、合度。二是只要监督工作人员调阅了材料、谈了话、做了笔录，就是监督，其实这（形式审查）只是一方面，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审查监督，是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监督质量的，这正是不少案件查不出问题却又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结果往往是以民警管理不严、教育不够、基础工作不到位等理由结束调查）。
因此，在监督过程中，融入实质审查，就成了保障程序公正，实现实质正义的必要。
3、法律救济的及时与有效
延长劳教期处罚的法律救济途径主要有两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执法实务中，涉及劳动教养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因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而提起的复议和诉讼，因在劳动教养期间受处罚如延长劳教期而寻求法律救济的案件很少或（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也反映了法律救济在劳动教养执行中的缺失。法律救济在延长劳教期案件中为何会有如此尴尬境遇？这里也有认识上的因素：
（1） 救济程序烦琐，只会阻碍甚或阻滞管教工作。
法律救济程序启动，调查、取证、质证、审理、判决等一系列工作程序便随之展开，传统观念认为，无论哪一步骤的进行，都会影响劳教人员的正常改造，部分劳教人员会因此心存侥幸，有的则甚至抱着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临“死”也要折腾一番。如此，对劳教人员的安心改造及改造效果势必会有极大的冲击，进而严重影响管教工作的进行。
（2） 法律救济大煞民警威信，管教难度加大。
传统观念同样认为，管理者应具有一定的威信，被管理者必须遵规守纪，稍有不从，便是“大逆不道……”，必须“杀一儆百……”在劳教人员管理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只要劳教人员反映问题或陈述意见时言辞激烈，甚至出言不逊时，往往被扣上“对抗管教，不服管理”的帽子。因此，如若给予劳教人员法律救济，就会严重威胁民警威信，就会加大管教工作难度。
以上所举两例只是传统思维、传统观念影响下传统心理的典型反映。我们不妨换种思维思考，管理者固然应当具有威信，但威信的树立是靠传统思维所认可的那样，只要是被管理者就必须“言听计从”？就必定不能“稍有不顺”？如是说，这与专制管理、官僚管理有何区别？
事实上，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思路、指导思想往往左右于“官本位”，不自觉地“以官自居”。在告诫劳教人员强化“身份意识”（只能服从，不能反对的意识）的同时，也在强化着自身“官本位”思维。久之，视“程序”为累赘，以“法治”为枝蔓的轻慢程序、忽视法治的“人治”思维不断得到强化，“一个电警棍抵半个教导员”等诸如此类的“劳改队”俗语足可见一斑。
法律救济的及时性，是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当在当事人（劳教人员）需要（申请之后）时迅速发挥作用，以及时保障其合法权益，及时性侧重强调法律救济的时效性。
法律救济的有效性是在及时的基础上提出的，指法律救济必须在当事人权益保护上切实发挥保障效能，强调的是救济措施的现实性。
及时性与有效性是针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在劳教管理中因种种原因怠于行使的实际而言的。在劳教人员管理中，准确导入法律救济，一方面，可积极地、及时地保障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监督民警依法行政，促其规范执法，也必将起到积极效果。过去那种视复议、诉讼为障碍并加以严格限制的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在认识到执法行为不规范甚至不合法而惧怕被揭露的逻辑基础上的。
在导入法律救济后，不排除一些劳教人员借题发挥，因干扰行政执法、破坏管教秩序等目的而滥诉缠讼。对此，我们可以设计程序规则加以规范，如：
在程序设计上，将复议设定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复议前置，使部分案件在复议阶段便可得到处理和解决，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制定行政终局裁决制度（行政复议除外*），使部分案件通过行政裁决（途径）解决，且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诉，与复议前置一样，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样能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当然（拟被延长劳教期处罚的）劳教人员有选择行政复议以至行政诉讼或行政终局裁决两种解决路径的自由。
在管理教育工作中，对劳教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法律宣传，在告知其享有权利和肩负义务的同时，予以积极引导，导引其形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从而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二、 法律手续
1、法律文书的规范
现行使用的劳动教养业务文书由司法部于1993年8月25日颁布的《关于印发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文书表簿统一式样的通知》作了统一规定。21种文书中没有针对延长劳教期的处罚规定专门格式，而是将其作为三种惩罚措施之一（即警告、记过、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统一使用“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
存在问题：
（1）《试行办法》第59条对劳教人员实施奖惩的权限作了规定，“（一）：表扬、记功、物质奖励、警告、记过，由劳动教养管理所批准；（二）：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标准格式文书设定了“中队意见、大队意见、劳动教养管理所批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管理局）批示”四级审批程序（步骤），而实务中却增设了“管理科意见”。根据劳动教养奖惩审批权限的规定，管理科没有延长劳教期的审批权，设定“管理科意见”显然不妥。同时，管理科与劳教所大队建制级别相同，因此，二者间便不存在“审批”工作程序。反对论者，可能考虑到管理科是“某某审批工作领导小组”（如“奖惩审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部门，所以享有一定的审批权限。一方面，管理科只是成员部门，出台的规定、作出的决定也只能以劳教所名义发布；另一方面，某某领导小组只是临时性工作机构，设立目的在于方便统筹协调，提高工作效率，这种工作机构并不能以其名义发布产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2）如前文所述，《试行办法》对延长劳教期的适用情形作出了规定，但实务中并未严格依照标准适用，（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便构成了程序违法。反映在制作“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等法律文书时，存在着法律语言表述不规范、奖惩依据援引不准确等诸多突出问题。
法律语言方面：无论是叙述事件缘由、经过，还是给予定性评价、阐述处理意见，大量俗语、生活用语等不规范用语仍频见于文书纸端，给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与规范性打上了折扣。
奖惩依据方面：绝大多数延长劳教期的文书材料，通篇是对某某劳教人员不服从管理、如何不遵守所规队纪等情节的具体描述，而处罚依据、执行事项等重要的程序步骤却只字未提。一般来说，行政处罚类文书除载有主要违法事由，还应当载明处罚依据、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权利救济途径及其期限。如，“……鉴于以上事实，根据《××××法》第××条、第××款，对某某（被处罚人）作出……（处罚方式），某某（被处罚人）依法享有……权利。如对本处罚不服，可于××日前（期限）向××××（机关或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缺少以上步骤，即可视之为程序违法。
2、与证据有关的几个问题
可能因为民警习惯了执法中的“主人”地位、“主导”作用，使得在实际执法中尤其在处罚劳教人员时，缺乏甚至毫无证据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我们的工作不免要陷入“说是即是，言非即非”的“强迫逻辑”的泥沼。于是，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撑的执法便难逃沦为程序违法的厄运。
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2年12月1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2年12月1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户籍在本省和户籍不在本省而在本省居住的公民，以及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加强综合管理和提供优质服务，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方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主要领导负责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全体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五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责任。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并保障其随着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加同比例增长，确保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给予重点扶持。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监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捐助。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人口发展规划，结合当地人口发展状况，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制定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定期进行考核。凡年度考核未达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考核目标的，当年不得评为先进、授予荣誉称号，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当年不得晋升职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各类规定应当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属地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纳入村（居）民自治内容，通过适合村（居）民自治的形式，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制度和措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协助、配合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并实行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制。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并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应当相互配合，建立、完善定期联系制度，共同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节育措施、婚育证明的管理、技术服务、奖惩措施等工作。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作为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重点考核内容。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各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实际，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组织形式。
第十条 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宣传教育。
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要有针对性，重点向农村村民和城市社区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学校应当结合教学实际，逐步开设人口与计划生育课程。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大众传媒应当根据实际，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公益性宣传。省内主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纳入宣传计划，安排专门版面、播映时段，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公益宣传。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一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男女双方按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以上依法登记结婚（系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二条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禁止违法生育。
第十三条 夫妻双方属城镇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第一个子女为残疾人，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系归国华侨的；
（四）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第十四条 夫妻双方属农村村民，除适用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一方两代以上是独生子女的；
（二）夫妻一方是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的；
（三）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四）夫妻只有独生女的；
（五）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第十五条 再婚的夫妻，一方只有一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并丧偶，另一方无子女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六条 夫妻一方属城镇居民，另一方属农村村民的，适用本条例关于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
由城镇居民转为农村村民的夫妻，适用本条例关于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
农村村民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其生育从转制之日起两年内，可以适用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十七条 夫妻一方为外国人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以及华侨、归国华侨、出国留学人员的生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生育前应当到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领取《生育服务证》，凭《生育服务证》享受生殖保健服务和免费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要求生育的，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应当在10日内予以审查，并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生育的决定，批准生育的，应当发给《生育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要求生育的，还应当由市（州）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进行医学鉴定。
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及时将《生育证》发放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本条例所规定的《生育服务证》、《生育证》，应当使用统一印制的规范文本，发放上述证件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工本费。
第十九条 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或者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必须在四年以上；女方年龄超过二十八周岁的，不受生育间隔期规定限制。
第二十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生育：
（一）属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并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二）故意致婴儿死亡的；
（三）自报婴儿死亡，但没有死亡证据、证明的；
（四）遗弃子女的。
第二十一条 经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组织按照规定程序鉴定确认，育龄夫妻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精神病、先天智能残疾和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落实其节育或者绝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 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
第四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与个人自愿选择相结合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公民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通过对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妊娠情况的检查，帮助其选择安全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为其提供生殖健康服务。
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提倡和鼓励已生育子女的夫妻选择长效避孕措施。不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的，应当终止妊娠。
第二十四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由取得相应资质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及其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专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和管理，分别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第二十五条 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享受免费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予以保障。
城镇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享受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服务，其接受避孕、节育技术服务的费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者生育保险的，由社会保险基金统筹支付；未参加上述保险，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负担，无工作单位的，从各级财政安排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免费基本项目经费中支付。
第二十六条 接受绝育措施的夫妻，因子女死亡等特殊情况，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施行复通手术。
第二十七条 实施避孕节育手术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施行手术的条件；施行避孕节育手术的人员，须经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持证上岗。施术单位及施术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和诊疗常规，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违反操作规程和诊疗常规，导致不良后果的，应当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禁止个体医疗机构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鉴定，确系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后遗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免费治疗。治疗期间，有工作单位的，其工资照发；城镇无业居民家庭生活困难的，应当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农村村民家庭生活困难的，应当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社会救济。
第二十八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避孕药具免费发放和市场零售经营管理制度。
鼓励和支持计划生育新技术、新药具的研究、应用和推广。
第二十九条 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五章 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三十条 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资金，专项资金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罚没收入等渠道筹措，主要用于奖励独生子女家庭。
第三十一条 晚婚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已婚妇女晚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30天，并给予其配偶10天护理假。婚假、产假和护理假视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
接受节育手术的，其工作单位应当凭节育手术证明，按有关规定给予假期，并发给假期期间的工资、奖金。
第三十二条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由夫妻双方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登记，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以下优待：
（一）从领证之月起至独生子女满十四周岁止，每月发给10元或者一次性发给不低于1500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属个体工商户的，由工商行政部门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解决；属农村村民或者城镇无业居民的，从村（居）民委员会收入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从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对独生子女家庭，在发放扶贫贷款、社会救济款物以及提供项目、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农村在分配集体福利、宅基地，调整责任田、自留山、自留地时，独生子女按两个孩子计算份额。
（三）独生子女父母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时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但不得超过退休前本人的基本工资；独生子女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时加发百分之十的退休金。
独生子女父母属企业职工的，由企业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补充养老保险或者通过其他形式，保证其退休时享受加发百分之五退休金的优惠待遇。
独生子女父母属农村村民和城镇无业居民，丧失劳动能力，且子女赡养确有困难的，应当给予养老保障，并不得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四）农村独女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除享受独生子女的优待外，从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资金中，另发给一次性奖金。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按照下列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进行处理：
（一）城镇居民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所在县（市、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属国家工作人员的，除按城镇居民征收社会抚养费外，妊娠、分娩、产褥期的一切费用自理，不得享受托幼补助和困难补助，从孩子出生之月起连续三年不得晋升职务，并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二）农村村民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所在县（市、区）上一年度农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三）符合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条件，但未达到法定间隔期生育的，每提前一年，征收当事人双方各500元社会抚养费，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
（四）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当事人双方各500元社会抚养费。
第（一）项、第（二）项中当事人的实际年收入高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年人均纯收入，并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核实的，按其年实际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及三个以上子女或者重婚生育、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生育的，分别按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征收标准的二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三十五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实际困难，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分期缴纳的，分期缴纳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第一年缴纳金额不低于所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金额的百分之四十。
第三十六条 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符合本条例规定妊娠，但违法鉴定胎儿性别并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属第一胎的，三年内不得生育；属第二胎的，不再批准其生育。
第三十七条 单位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当事人所在单位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追究该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单位不履行计划生育协助管理义务或者严重违反本条例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处理决定、计划生育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以及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履行义务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由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依据本条例的原则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