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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一、思想的变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根源。几千年的儒、法两家刑事法律观，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和执行，我国社会所经历的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诉讼法律观，因为一定的刑事诉讼的法律观必然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形态。这正是我国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以后，人们感到步履维艰的原因。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辩护律师参与诉讼难、证人作证、出庭难等等问题仍然困绕着我们。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一项先进的司法制度的贯彻实施，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法律观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磨合期，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
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受前苏联式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法律仅仅当作是把持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和统治下，作为比较敏感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执法，无不以国家本位为主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把刑事诉讼法定位于“打击敌人”、“镇压反革命”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个人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国家本位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在刑事诉讼领域里，特别是在执法的环节中，重国家轻个人，重打击轻保护，重控告轻辩护，重实体轻程序等等，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本位。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以往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的，但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登上了中国刑事诉讼的舞台。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的定罪的重要障碍。正因为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修正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吸收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和要求：（１）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１２条），即明确被追诉者在判决前不是有罪的人。（２）要求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向法庭提出控诉证据，如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等，以此来证实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张。（３）规定被追诉者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时，要作出无罪的处理。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四、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
刑诉法第１２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应该明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我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３条，第１３９条和第１５５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１４２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观臆断和感情用事都是极其危险的。
五、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重大意义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和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从而自觉地以辩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为指导，切实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我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农办发[2011]13号


部机关各司局、部属各单位：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意见》业经农业部2011年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意见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中办发［2011］22号）部署要求，深化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职能转变，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切实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提高行政效能和便民服务水平，促进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部门建设，现就我部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化政务公开，增强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

（一）推行行政决策公开。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逐步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将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加以规范，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凡涉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

（二）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坚持依法行使权力，积极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化，确保部机关行政司局和公务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履职尽责。按照职权法定、程序合法的要求，依法梳理审核行政职权，编制农业部行政职权目录，明确行政权力的主体、依据、运行程序和监督措施等，并向社会公布。全面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执法工作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及时公开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等执法活动中履行职责情况，积极探索执法投诉和执法结果公开制度。

（三）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在继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同时，切实把行政审批信息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及时公开取消和调整结果，全面公开每项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办事条件、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和审批进程，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审批结果。强化行政审批公开内部监控和外部监督功能，充分发挥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和行政审批网上投诉举报系统的作用，确保行政审批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公开。

（四）深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加大主动公开力度，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向社会公开落实措施及执行情况。扎实推进强农惠农政策、涉农补贴、重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政府采购等领域的信息公开。积极稳妥推进财政预算、决算信息公开，公开内容要详细全面，逐步细化至“项”级科目。逐步公开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行政经费支出信息。抓好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动植物疫病、农机渔业安全生产等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应对举措、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建立涉农社会热点跟踪机制和虚假信息澄清机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及时消除涉农不良信息的影响。强化农业部网站功能，完善栏目设置，加强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在线访谈、专家咨询等栏目建设，凡是不涉密的文件要通过农业部网站公开发布，并逐步实现电子发文，进一步发挥信息公开的主渠道作用。对申请公开的信息，要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并做好相关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等工作。完善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关系，对依法应当保密的，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五）推进部属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部属事业单位，要全面清理服务事项，编制办事公开目录和办事指南，绘制办事流程图，并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重点公开单位职能、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工作规范、办事纪律、监督渠道等，进一步增强办事公开服务公众的功能。机关司局要加强对业务归口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

（六）强化内部事务公开。加大组织人事、机关财务预决算、政府采购、基建工程等信息的公开力度，涉及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的干部任用、职称评定、教育培训、奖励表彰等情况，要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在内部公开，切实加强权力运行监控。扎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在认真查找廉政风险点和制定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认真执行并及时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手册》，逐步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纠错整改、内外监督、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二、深入推进行政审批综合办公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七）坚持“一个窗口对外”。按照依法审批、高效审批、责任审批、廉洁审批的要求，实行统一受理、统一回复、接办分离、限时办结。对依据法律法规新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等，要加强调查研究，逐项提出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的实施方案及进度安排。积极探索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监管的有效途径。

（八）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按照便民、高效、规范、廉洁的服务宗旨，加强行政审批综合办公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调整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许可审批项目，不得增设审批内容和审批条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与行政管理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抓紧修订。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的行政许可项目，要及时制定完善办事指南，逐项编写审批工作规范，明确各审批环节的审批标准、内容、时限、责任。严格审批承诺时限，规范审批暂停计时，确保按时办结；在保证审批质量的前提下，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最大限度地做到提前办结。

（九）加强行政审批综合办公信息化建设。将行政审批综合办公信息化建设纳入农业部金农工程二期项目规划，加快建设集业务办理、信息服务、实时监控、预警纠错、绩效评估、数据管理为一体的行政审批综合办公信息平台。大力推进行政审批综合办公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实现部内、部省审批各环节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加快农业部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大力推行网上审批，扩大农药登记许可网上审批试点，加强对兽药、种子、饲料等行政许可项目实现网上审批的可行性研究，逐步实现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在线办理。建立和完善农药、兽药、种子、饲料等农业投入品行政审批管理数据库，为农民群众科学使用、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提供支撑。

（十）完善行政审批综合办公运行机制。坚持按照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好的要求，从行政审批承办司局和相关直属事业单位选派优秀年轻公务员或职工到大厅工作，由办公厅统一进行管理培训，实行单独年度考核。派出单位将大厅工作人员考核结果归入个人档案，并作为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行政审批承办司局要加强对大厅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并充分授权，为其做出受理决定和一次性告知提供保障，提高初审质量和效率。将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大厅的运行经费和办公经费统一纳入部财政预算。

（十一）拓展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大厅政务服务功能。坚持“用心承诺、用爱沟通”理念，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巩固和扩大“青年文明号”创建成果，进一步打造农业部“第一窗口”、“第一形象”。收集整理行政许可申请和办理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解答，并以网上公开、印制手册等方式为申请人提供指导和服务。开通行政许可短信服务平台，及时将受理情况和审批结果告知申请人，同时对承办司局进行督办提醒。开辟农业部信息查阅区，方便公众查阅或索取农业部公开的文件、公报等政府信息及报刊杂志，将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大厅建设成为集政务公开、行政审批、咨询服务、投诉受理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三、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十二）加强组织协调。要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和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统一研究部署，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完善办公厅组织协调、机关司局（部属单位）行政主抓、驻部纪检组监察局监督检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司局、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经常过问、主动部署，分管领导要亲自抓督促、抓协调，并指定相关处室负责具体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培训力度，将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部署要求列入干部初任培训、任职培训和在职培训的重要内容。

（十三）深入调查研究。紧紧围绕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这一根本任务，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切实加强理论实践研究，深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形式，拓展服务领域，完善服务功能，促进行政管理改革和创新，提高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的经济社会效益。及时总结改革发展经验，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学习借鉴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十四）强化监督考核。坚持把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绩效管理范围，细化考核评估标准。研究改进和加强监督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行政审批、信息公开电子监察系统和网上投诉举报系统的作用，完善信息公开仲裁评审机制，加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督，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建立健全激励和问责机制，对工作落实到位、社会满意度高的单位要予以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力的，要进行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追究责任，坚决避免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流于形式，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