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国税发[2003]1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近几年来，各级税务机关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积极推进信息化加专业化，加强税收征管，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是，税收征管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尤其是税收征管基础工作亟待加强，特别是在征收、管理和检查分离后，有些职责分工不够明确，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税源管理不到位，信息化支撑滞后，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为此，就当前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各级税务机关都要充分认识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推进依法治税，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靠扎实的征管基础工作才能得以贯彻落实。基础工作不扎实，依法治税便无从谈起，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就落不到实处。
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是对全国税务系统各级机关的共同要求，其重点主要在基层。基层是税收征管基础工作的重要载体，其工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税收整体工作水平的高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各级领导务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下大力气，常抓不懈，严格按照全国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的要求，不断更新管理观念，转变工作作风，健全管理制度，强化管理责任，优化管理手段，着力提高基层税务人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夯实基层征管各项工作的基础，抓出实效。
税收征管基础工作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是：基本程序规范，执法严格公正；基本职能清晰，岗位职责明确；基础税源清楚，管理监控到位；基本制度健全，工作衔接紧密；基础管理牢固，纳税服务优化；基础资料齐全，信息数据准确；基本手段齐备，应用准确快捷；基本技能达标，人员素质过硬。
二、健全完善征管基础制度
（一）坚决贯彻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认真落实总局下发的各项配套制度和办法。要狠抓法规的学习与应用，务必使广大基层税务人员牢固树立依法治税、依法行政意识，深刻领会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精神实质，熟练掌握、准确运用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开展执法与服务工作。要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力求辖区内各类纳税人知法、懂法，自觉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力求社会各界了解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基本精神，积极主动协税护税。
（二）全面加强各项管理制度建设。各地税务机关要建立健全包括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纳税服务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在明确规定实体性内容的同时，要注意程序性内容的规范，做到征纳双方在程序、手续上有章可循、准确无误，从而切实促进基层税收征管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在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新的配套办法没有出台前，原规定与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无抵触的要继续执行，凡有抵触的要及时向总局请示和反映，以寻求尽快解决，保证税收征管执法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三）简化审批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在坚持规范执法的前提下，对于不该批的事项，坚决取消审批制；可批可不批的，可以不批为导向试行备案制；凡该批的事项，要努力精简审批程序，简化审批手续，同时要加强审批后的跟踪管理与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各地要对各种征管审批事项、征管文书进行一次清理，属于总局统一规定但不适应实际工作需要的程序或文书，各地要清理并提出修改、简化或废止的意见和理由，上报总局处理；凡自行规定的、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且属于给纳税人额外设定义务的，一律取消并向社会公告。
三、合理设置内部专业管理部门，明确管理职能
（一）正确理解征、管、查之间的辩证关系，合理设置内部征管部门。各地税务机关在推进信息化加专业化的税收征管改革进程中，要严格按照“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工作要求，正确处理好征收、管理、稽查三者的关系。征收、管理、稽查都是税收管理的内容，属于税收管理的不同环节，一旦脱节，势必影响整个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三者是税务机关内部对业务的分工，既是相对独立的管理环节或部门，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各级税务机关务必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点，本着便于管理、利于监控、方便纳税人办税的原则，合理调整和设置内部征管业务部门，切实加强征管。
（二）明确管理职能，加强相互衔接。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对基层机构设置已提出明确的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结合各地实际，规范征、管、查各专业的工作职能，划清各自的职责范围，明确各环节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岗位之间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加强沟通、相互配合、信息共享，形成有机的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管理链条，切实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
（三）划清日常检查和稽查职责。日常检查是指税务机关清理漏管户、核查发票、催报催缴、评估问询，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等不涉及立案核查与系统审计的日常管理行为，是征管部门的基本工作职能和管理手段之一。搞好日常检查工作有利于加强税源管理。征收管理部门与稽查部门在税务检查上的职责范围要按照以下三个原则划分：一是在征管过程中，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日常性检查及处理由基层征收管理机构负责；二是税收违法案件的查处（包括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由稽查局负责；三是专项检查部署由稽查局负责牵头统一组织。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上述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检查管理办法，从检查的对象、范围、性质、时间、金额等方面划清日常检查与税务稽查的业务边界，提出加强协调配合的具体要求，明确检查下户的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移送的标准、条件等。
四、强化税源监控管理
（一）加强户籍管理，减少漏征漏管户。要严格税务登记管理制度，继续加强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工作，切实强化税源控管。《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登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81号）文件已从9月1日开始执行，各地税务机关要积极主动地与当地工商部门配合，抓好贯彻落实，开展一次纳税人户籍清理，通过户籍信息的核查和漏征漏管户的实地清理，摸清底数，健全户籍档案，巩固管理基础工作。?
（二）积极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各地税务机关要在信息化的支持下对所辖税源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控，及时全面地掌握纳税人生产经营、财务核算情况，对纳税人纳税申报情况进行动态评估。要进一步明确纳税评估的工作职责，积极探索开展纳税评估的有效方式、方法和途径。在评估中，除对纳税申报直接相关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凭证等审核评估外，还要注意加强对与生产经营相关信息的对称性审核，特别要注意参照各个行业的行业标准以及同类企业的能耗、物耗平均值，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出用于评估的分行业投入产出比、产品耗能比、行业平均利润率以及行业平均税负等指标，对同一纳税人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对同行业不同纳税人同一时期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综合分析测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与实际纳税的差距，以确定管理和检查的方向与重点，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有效管理。要及时总结税源变化的一般性规律，掌握并积累资料，建立科学、实用的纳税评估模型，尽早形成依托信息化手段的新型纳税评估工作体系。
（三）加强宏观税收负担的分析和预测。要充分运用以gdp为主的宏观经济指标以及相关部门数据信息，加强宏观税负变化动态分析；与此同时，还要运用工业增加值、商品零售和消费指数等各种相关经济指标，比较分析主要税种（如工业增加值与增值税的关联分析）、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税收负担水平。通过对应性分析，从税基的变化观察宏观税负和税源变化趋势，提高对纳税人申报纳税情况的风险预期判断能力，确定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的工作方向。这类分析，不仅要就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而且要与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同一时期的横向比较，以正确判断本地区税源管理工作水准，找出差距，明确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四）实行分类管理。各级税务机关要在属地管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纳税人，在严格评估的基础上，公正、合理地确定纳税信誉等级，实行分类管理，对不同等级的纳税人在纳税申报、发票购领、税务检查等方面采取不同的管理和服务措施。
要加大对大企业和重点税源的管理力度，管理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大企业和重点税源的管理工作，全面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核算以及资金流转情况。对小规模纳税人和零散税源，要依法规范征管程序、加大控管力度和有效实施社会综合治税。有条件的地方，可充分利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地方财政的基层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实行依法委托代征。
（五）加强税控装置管理。税控装置管理工作必须纳入法制规范轨道，坚持“标准化、市场化、行政监督”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对税控装置的管理，规范操作程序。对于已经安装的各类加油机税控装置、税控加油机和其他各类税控收款机等，各级税务机关一要严格按照规定，定期采集数据；二要将采集的数据作为对纳税人计税的主要依据；三要将采集的数据与纳税人的申报数据进行比对，采集数据与申报纳税不在一地的，采集数据的税务机关要负责将采集的数据传送给受理审核纳税人申报数据的税务机关，以便比对堵漏；四要督促有关装置的生产服务商搞好维护服务。在强化对税控加油机、税控收款机等税控装置监管、使用的同时，加强对各类税控装置运行、维护和保养的管理与协调工作。下一步税控收款机的推广应用也要贯彻上述四点要求。目前，税控收款机的国家标准已经颁布，国务院正在审议税控收款机推广应用管理法规，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相关事宜，届时总局将专门部署此项工作。在此之前，各地应坚决停止税控装置的扩大试点工作，以避免非国标产品的投入，造成浪费和徒增纳税人负担，给将来税控信息的统一采集和处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困难。
（六）加强发票管理。各级税务机关要重视运用“以票控税”管理手段，依法对发票的印制、发放、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各个环节加强管理，不但要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也要加强普通发票的管理。要督促企业建立逐笔开具发票制度，不论购销商品还是提供、接受劳务服务，也不论购货方（接受方）取得与否，销货方（提供方）都必须开具发票。强化发票“验旧购新”管理。审验旧票不仅要审验领、用、存的数量（本、份），而且要累计其开具的金额，并要与其申报纳税的销售额或营业额比对。落实发票限额限量供应措施。发售的发票数量必须依据纳税人的经营规模、开票频率和纳税申报的诚实程度综合确定，凡不按规定申报、缴款以及有税收违法案件的，税务机关可以停止发售发票，依法改正上述行为的予以恢复发售。有条件的地方要坚持有奖发票制度。认真研究持票消费者心理，合理设计开奖方式和奖励面，科学设置奖金数额，精心筹划开奖周期，及时兑现奖励。与此同时，要认真依法落实发票违章举报制度，以调动广大消费者参与发票监督的积极性，增强发票管理的有效性。当前，尤其要加强对交通运输、废旧物资、农产品收购等行业发票的控管，要把纳税人已开具的上述三类发票票面累计金额作为其申报纳税的重要审核依据，对抵扣发票要及时比对对方纳税情况，堵塞漏洞，充分发挥发票控管税源的基础性作用。
五、进一步强化纳税服务工作
（一）各地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纳税服务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3〕38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创新服务领域和服务手段。要充分运用“一窗式”管理的基本原理，更新观念、改进工作流程、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按照“资源配置合理、管理方式优化、服务简约高效”的要求，打破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直至税务检查等各个环节上不合理的人为部门界限和岗位分割，改进和简化纳税人报送的各种报表以免重复报送；积极实践国地税联合办理税务登记的办法，以免纳税人多头往返；强化税务检查计划管理以免多头重复检查；同时提倡国、地税联合检查，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保证执法效率，减轻纳税人负担。
（二）要继续发挥好办税服务厅的窗口作用。坚持文明办税“八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包括限时服务、首问责任、全程服务以及文明礼貌准则在内的服务规范和服务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各地要根据纳税人的分布状况，进一步优化办税场所布局，使现有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办税服务厅内的窗口设置要科学，要适当调整多设通用窗口，力求办事“一窗式”。在信息化手段支持下，纳税申报和缴款应当尽早实现同城“通报通缴”。
（三）进一步推进并规范12366纳税服务热线工作。各地税务机关要利用12366纳税服务热线，积极做好政策发布、税务咨询、电话申报、网上申报、纳税查询等服务项目，为纳税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同时，通过咨询热线了解纳税人关心的热点和难点，并从中获取相关信息，确定进一步加强管理和优化服务的重点。国、地税机关要加强合作，有条件的地方可统一建立12366纳税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服务，优势互补。
六、提高税收征管信息应用水平
（一）抓紧整合资源，积极推进金税三期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布实施、整合资源、讲求实效、加强管理、保证安全”的要求，抓紧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资源、进出口退税管理系统资源与综合征管信息资源的整合与衔接，落实“票表稽核”监控办法；要采取措施实现各省、市现有综合征管信息系统与总局综合征管信息系统以及各单项软件在不同平台上主要数据平滑对接与共享；总局将按照金税工程（ctais）的总体规划，从统一纳税申报入手，加快金税三期核心业务系统的开发和推广工作，逐步实现国、地税核心业务系统的信息共享与联网运行。
（二）推广征管软件要抓好数据管理。认真总结现有“三省一市”应用总局综合征管软件（原ctais）推广过程中的经验，完成征管改革试点单位推广应用总局综合征管软件上线工作。在确保设备安装、软件调试、网络畅通的同时，特别要精心组织好上线前的数据准备工作。凡推广应用总局综合征管软件的单位，必须对辖区内所有纳税人的各种征管资料按照规定的数据模版进行逐一清理，需要纳税人补报的补报，需要修改的按规定口径统一修改，并按规定要求统一组织录入；已经上线运行综合征管软件的单位，要按照总局的统一要求，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要树立数字化管理观念，制定和实施税收信息数据管理制度，从基础征管数据的录、审、调、存、传、用等各个环节加强数据管理，尤其对新产生的各项征管基础数据要确保其来源的唯一性和可靠性，从而确保整个征管数据的真实、准确、全面和实用性；对原已积累的历史征管数据要认真清理，要及时清除冗余和垃圾数据。
（三）实现征管信息化管理的基层税务机关，要在充分发挥计算机管理优势的同时，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机结合、互动管理，以确保税收征管基础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暂不具备信息化管理条件的地区，也要克服各种困难实现专业化管理对基础工作的要求，并积极为尽早实现征管信息化创造条件。
七、加强征管质量考核
税收征管质量考核是提高征管基础工作水平的重要抓手。各地税务机关要在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的过程中，把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欠税增减率、滞纳金加收率和处罚率等“六率”和宏观税负分析比较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管理部门征管工作水平的主要指标，纳入目标考核责任制，引入激励机制，与部门和责任人的工作绩效挂钩。总局将把税收征管质量考核水平的高低作为考核各地税收征管基础工作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并将继续定期通报考核的结果。与此同时，各地税务机关要结合实际，充分应用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在 “六率”考核和宏观税负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细化考核指标，积极研究和探索应用综合征管信息系统自动生成考核指标，自动进行考核评价。
八、加强征管基础资料管理
征管基础资料包括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提供的各类登记、申报资料、征收凭证和发票以及执法过程中产生的法律文书等纸质资料，也包括计算机记录和生成的上述资料的电子信息。要确保征管基础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可靠性、及时性。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合法、有效、实用的原则，对各类征管基础资料进行规范，建立统一的征管资料管理制度，明确纳税人报哪些、何时报、谁录入、谁使用，避免各业务部门多头、重复向纳税人索要资料。要建立和完善纳税人户籍档案制度，大力推行征管基础资料 “一户式”管理。对征管资料要按户建立索引，及时归档，妥善保管。已经实现信息化的地方要确保系统能够顺利归集涉税信息，实现综合查询。要用好征管资料，让死数据变成活信息。各地税务机关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数据为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稽查选案提供准确依据。要积极研究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征管基础资料的自动化管理，充分发挥现有数据库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实现征管基础资料“一户式”集中统一管理、各级实时方便调用、信息资源共享的管理方式。
九、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推进社会综合治税
各地税务机关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加强与工商、公安、海关、劳动、社保、城建、交通、银行、外汇管理、技术监督部门以及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配合，充分发挥政府基层组织、税务代理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综合治税、开展协税护税工作，提高税务机关税源监控能力。
部门配合协作的核心在于信息资源共享。要加快国、地税征管信息系统互通互联，包括国地共管户的税务登记信息、关联发票信息、核定认定信息、增值税抵扣信息、所得税管辖信息、附征税费基础信息、委托代征信息、征管违章信息、税务稽查信息、司法救济信息等等，以实现税收征管基础信息共享。要积极拓宽与工商、银行、海关、公安、外汇管理等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与互联互通的共享渠道，制定与有关部门的信息交换与数据共享制度。国地税信息共享和部门信息合作，在信息化条件尚不到位的地区，对迫切需要的管理信息交换，也要以手工方式先行解决。
十、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干部培训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政策业务水平和业务技能。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不断更新干部的知识，使之精通税收业务，熟悉财务、法律，能够操作本职工作需要的计算机。要重视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知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财务状况，提高对税源管理的能力。努力改进工作作风，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树立新时期税务干部的良好形象。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税务干部的积极性。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2007年全国税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搞好干部培训工作，以适应税收事业不断发展的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场闹剧背后的反思：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关于张学英诉丁一案件的评述
齐 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如果我的同胞公民们想进地狱,我也会帮助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工作。
———霍姆斯
【案情简介】
1962年，丁一与丈夫黄学宾相识后结婚成家，随着岁月的流逝，夫妻两人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1995年初，黄学宾因常到张学英的小店吃饭而与张结识，得知张是一位单身母亲，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儿度日时，黄学宾对张充满了同情，经常对她进行一些帮助。尽管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差20岁，但两人还是在1997年同居了。1998年。张学英生下与黄学宾的女儿黄小英。丁一虽对黄学宾的行为表示不满，也找黄学宾吵闹过，但是无济于事。由于黄与丁已经有了孙子，所以丁一不愿离婚，但也接受了黄学宾与张学英同居的现实。
2000年底，黄学宾突然病发，经检查诊断为肝癌晚期。在黄治疗的过程之中，张学英拿出积蓄的一万元人民币，治疗一个月后，丁一知道了黄患病的情况。此后，丁一虽然对黄学宾也尽过看护之责，但是毕竟积怨太深，直到黄快死去时，两人时常还有争吵。张学英因为没有正是的名分，在丁一知道黄的病情后，就不敢再去医院公开照顾黄学宾了。
黄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之后，为避免自己死后丁一与张学英的财产纠纷，于是再2001年4月18日晚，请求了律师和公证处的公证员以及几位好友，立下了口头遗嘱。遗嘱记载的遗言是：“我决定将我的住房补贴金、住房公积金、抚恤金、一套现与妻子共同居住的住房出售款的一半所得以及我自己的手机赠与我的朋友张学英”。并在遗嘱中特别指出自己的骨灰由张学英负责安葬。不久，黄学宾久去世了。
黄学宾去世以后，其好友向丁一和张学英分别送达了遗嘱，张学英没有想到黄学宾会留下这样一份遗嘱，一时感慨万分；但是丁一却拒绝承认这份遗嘱的效力，扣住了黄的一切财产。在咨询律师后，张学英于2001年5月30日向潞洲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黄学宾的6万元遗产。
在诉讼中，黄立遗嘱时在场的人都证明黄当时神智清醒，所立遗嘱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并且张学英和丁一均不知道黄所立遗嘱的内容。潞洲市的市民却纷纷议论，认为张学英这样的人道德沦丧，勾引别人的丈夫，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分割别人丈夫的遗产。一时间，该案成了当时潞洲市人们关注的焦点。
【判决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学宾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贴金、住房公积金、抚恤金、一套现与妻子共同居住的住房出售款的一半所得赠与张学英，而黄未经丁一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丁一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学宾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丁一本应享有继承黄学宾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丁一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述】
面对着这样一起遗产继承纠纷的案件，我们??作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人??应当对此作出怎样的回应？“二奶”的财产权利是否应当得到保护？面对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背信忘义”的婚姻和爱情，我们应当严守爱的诺言，“将爱情进行到底”；还是“放爱一条生路”？面对百姓的责问、社会的置疑我们法律人应当选择怎样的立场？法律的基础和根基到底是什么？社会的正义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于法律的运作该不该产生影响？究竟有什么影响？
一、终审判决是否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规定？
首先，我们站在法律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案件。
我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十二条对于无效的遗嘱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是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就本案而言，黄学宾将自己的遗产赠给张学英的行为在民法上完全可以视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所有的财产行使的处分行为。继承法中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因为有律师和公证处的公证员以及几位好友在场，大家都一致证明黄学宾订立遗嘱过程中“神智清醒，所立遗嘱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因此这份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并不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遗嘱无效的情形。因此如果我们完全从《继承法》的角度而言，黄学宾的赠与行为完全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不存在与继承法相冲突的地方。
终审判决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学宾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五十五条第（三）项：“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认为黄学宾向张学英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构成对民法基本原则的损害，因此直接引用民法的基本原则驳回了张学英的上诉请求。后又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认为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丁一本应享有继承黄学宾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丁一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终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民法学理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合称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对立法、司法和民事活动都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许多具体条款都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公序良俗原则还有补充作用，弥补具体规范的不足。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很不确定，“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由法官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走多远，全凭法官自己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即可宣布其行为无效，从而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就本案而言，我认为依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即《继承法》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的做法是具有合理性的。就纯法律角度而言，当某个具体的问题在现行的特别法中有具体的针对性的规定时，应当首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本案中，终审法院直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即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此案是不适当的。理由在于：首先，既然《继承法》作为《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对于遗赠的效力和财产处分的方式及其对象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那么法官就应当依据这些具体的规定依法办案，不能超出法律的范畴寻找所谓“法律上位的理念”；其次，如果法官在判决案件的过程中可以随意的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来处理案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有制定一般原则下的特别法？如果一般原则的运用过于广泛，将损害法治的建构，最终导致“法律：法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局面；再次，一般而言，在司法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只有当法律对于某个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无法得到合适的处理结果的时候，法官才可以秉承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以法律的基本原则来适用案件本身。可是在本案中，明明《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对于案件中所涉及到的几个关键问题和争议点都做了详细而清晰的规定，法官完全应当适用这些规定，可是法官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许是为了捍卫正义、也许是为了出名、也许是为了迎合社会道德、也许是为了抑制婚外恋现象等）却将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的模糊性的概念拿来予以适用，这种行为具有明显的错误，应当在司法实践中予以禁止。
综上所述，终审法院在特别法有明确、具体、清晰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直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否定黄学宾遗嘱效力的行为是不适当的。在这一点上，终审法院的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规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终审法院的判决又试图保护张学英女儿的法定继承权。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子女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张学英之女黄小英确为黄、张二人所生，那么根据第十条的规定，黄小英作为黄学宾的非婚生子女应当享有法定继承权。然而黄学宾已死，又因为丁一和黄学宾的儿子是他们夫妇抱养的，因此要证明黄小英为黄学宾与张学英所生之事实确实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按照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原理，权利的主张方首先应当就权利的构成基础加以证明。如果黄小英主张其法定继承权范围内应得的那部分财产，她就首先必须证明其与黄学宾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因为这是继承权的权利基础和基本的构成要件。但是就本案看来，黄小英在事实上无法证明其与黄学宾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其无法证明其主张继承权的权利请求权基础，进而也就无法享有这种权利。
在这一点上，终审法院的判判决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要求，只是作为黄学宾非婚生子女的黄小英无法证明自己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导致黄小英在法定继承权构成上基础的丧失，因此无法得到此项权利。如果黄小英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对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加以法律上的证明，那么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黄小英应当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予以剥夺。
二、双子座的公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对决
在这样一起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焦点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现代法治的破坏和贬损，我们更深入的看到的是法律公正的理念和社会公正理念之间产生的冲突与不协调。在我们感叹法治不兴的同时，一直以开拓者自居的法律人似乎陷入了困惑。为什么每天都在各种期刊、杂志、电台、网站上宣称和解读正义与公平的法律人所主张和理解的公正得不到民众的认可？他们是不是背叛了我们？社会公正和法律公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公正都是“双子座的公正”？公正的含义和体现到底应当怎样？
这里，我并不想像写常规法学论文一样，一开始先谈一谈什么是法律公正，什么是社会公正。因为概念性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仅仅只是一个界定的符号，而这种符号的适用往往又被许多法律人标榜为自己区别与一般人标志，从而不知不觉中感觉自己成了上帝。对于这一话题，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应当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以及这种社会显现背后的根本动因。法律究竟是什么？法律的基础和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永远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看来，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解决社会的纠纷和矛盾，给现时的社会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和说法。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真理，我们所要做到的是维护社会的正义情感和实现基本的正义观念。我们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找寻正义的真实含义，我们应当关注我们身边一般人的看法和感受，从他们的实践中将生长出来的正义观念制度化、体系化，用这些成文的法律规定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通过法律的手段还社会公众以正义。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在研究中发现正义的概念，而不是每天坐在书房里翻着大量的外国的资料，然后向中国的百姓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正义。我们也不能在逻辑的思辨中迷失了方向，我们应当生活在生活中。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国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 法律不得违背基本的人情之常，便是良法的前提，更是法意贯通于人心，从而获得合法性的条件。法律的理性纵然永远是一种少数精英的职业理性，可是最后还不是要给人一个讲得通的“说法”才行吗？ 因此，仅仅将法律的公正狭隘地理解为法律人认为的公正，恐怕有些以强势话语压迫受制群众的含义和味道，因此对于什么是法律公正，“一切似乎都已理解，而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你说的“法律公正”呢？
法律的公正首先应当是立法的公正。立法在成文法国家的法律活动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其是对社会中人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有时（并不一定）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走势。中国法律的立法技术是值得怀疑的。虽然有的学者大力倡导法解释学 ，试图用解释的力量将法律规定中表面的不正义解释得正义。对于这种法解释学派，我本人抱有赞同的态度，因为发达的法解释学可以使得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使我们真正看到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结构和矛盾，进而为以后的立法找到合理的路径。但是，单单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中国法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科学的立法。在世界各国的继承法中，中国的继承法对于遗嘱的限制是最为宽松的几个国家之一，这种宽松的立法常常打着自由、理性的旗号，显示只有这样的立法才是最科学、最能满足社会正义需求的立法。必须指出，我们许多法学家或知识者的思维习惯从五四之后似乎有了一个定式，认为法律规定越是自由，社会就越进步，人们获得的幸福就越多。这样的认识已经成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逻辑惯性，似乎没有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就是有瑕疵的甚至错误的立法。
就算在本案中，法官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将遗嘱中有效的内容全部判给了本案中的“二奶”，难道这样就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了？难道我们就真正的“法治”了一把？难道这样的做法就可以骄傲地称为体现了司法公正了？对以上的一连串疑问我抱有深刻的怀疑的立场。一个国家的法律??更具体的说是维护和捍卫法律的法律人??不顾社会百姓的呼声，一意孤行的按照并不科学也并不见得公正的法律实施了法律所规定的行为，遭受社会舆论谴责和不信任，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难道这样生硬的套用《继承法》就在民众面前展现了一直骄傲并自视为领路人的法律人的光荣？难道这样的判决就使得他们“信仰法律”或“信法为真”？法律在民众的心中就这样子被“崇高”了一把，而崇高之后所带来是百姓对法治的不信任甚至是抛弃。这样的立法，以及立法后的司法过程虽然严格的遵循了法律的程序，但是从宏观的视角看来，我们自认为实现了“司法公正”的判决其实是失败了。套用《天下无贼》里黎叔的一句经典独白：法律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老百姓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反过来，这起案件的全过程是否就实现了社会正义呢？在我看来，非也。这样的判决和民众这样的反映在整个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其实是法治的倒退。在古代，法律的执行（这里的法律执行不包括法律的私人执行，仅仅就公权力介入的法律执行而言）是广场化的执行方式，“斩首示众”是古代刑罚常用的行刑方式，目的是为了警示和威吓准备犯罪和违法的人不要逾越雷池，也用来教育一般的百姓。后来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司法的广场化逐渐的演变为司法的剧场化，审判和执行往往在密密至少是并不那么张显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审理案件，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在本案中，法官的判决绕开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直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认定遗嘱无效的行为显然超越了法官的职权，使得整个庭审过程成为法官的“个人秀”。
本案仅仅只是一起遗嘱继承的纠纷，法官的职权也只能够到达就遗嘱的问题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法官根本就没有权利对于黄学宾与张学英的私生活进行审判和评价。虽然黄、张二人的行为确实触犯了《婚姻法》甚至《刑法》中某些问题的规定，但是本案所牵涉的诉讼标的并不是关于黄、张二人私生活道不道德的问题，本案所涉及的仅仅是遗嘱的效力和继承财产分割的问题。而我们的法官却以公众意志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为自己枉法的行为找寻合理性的借口，还自认为通过自己的判决实现了社会正义，满足了大多数人的要求，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将使法律的严肃性在人们心中遭受践踏。有法不依，而依据的是抽象和模糊的原则，这样的做法只会告诉人们“法律无用，只要有原则就行”。东汉初年，刘邦约法三章，试图仅仅用几条基本的原则规制社会中各种违法现象，结果还不一样是失败了吗？为什么还要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重蹈覆辙呢？
面对中国法学的困境，我们的法律人在苦苦地找寻正义的出路。立法技术的落后导致现实生活中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在一开始就产生了问题。然后，学者们通过法解释学的手段使得这种残缺的法律“用起来还凑合”，而这种解释法律的过多运用对于法律的稳定和人们对于法治的信仰来说都可能造成损害。当我们的立法者制定出“与世界接轨”的法律条文之后，司法人员却有法不依，主动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试图在媒体的炒作下把案件变成“八卦新闻”，让自己随着案件的升温也成为公众人物，潇洒走一回。
因此，面对着这样的境况，我们无论怎么也难以得出究竟这样的审判方式和判决结果到底是迎合了司法公正还是迎合了媒体的需求，抑或从更广的角度来说实现了社会公正？在我看来，整个案件的审理就是一场百姓、法院、媒体之间的闹剧，而在闹剧中真正作出牺牲和受到伤害的是中国的法治。
三、究竟是谁的法律：道德对于法律的干预
这里必须提及一个深刻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律究竟是谁的？候选者经过筛选留下了社会百姓和从社会百姓中独立出来的法律人。在中国，法律人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法律思维训练，逐渐地掌握了一套关于法律理论的思考方式。他们有时被理解为“冷血”，有时被理解为“睿智”，他们时常引领着时代观念发展的潮流，时常又成为这种潮流中被人们争议和讨论的对象。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言语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着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说话和语言习惯，他们在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上从多角度给予了这种发展以动力，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回答着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序言中向所有法学人提出的质问：“什么是你的贡献？”
然而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靠法学家创造出来的，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一个民族生活世态与社会规则的生成是通过生活在这一世态与规则状态之下的人们，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而多次的博弈过程而达到的秩序环境和规则状态。老百姓的选择才是法治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和最原始的动力。然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分工细致的国家里，期望每一个人对于现行的规则都具有详细的了解和熟练的掌握，将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此在规则与秩序生成和生长的过程中，民众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往往左右着法律的发展，他们通过自己对于是非观念最为朴素的理解，表达着自己对于社会规则的认识。法学家的功能仅仅在于将这些认识具体化、规则化和体系化，而不是自己创造出一套符合自己想法和观念的规则，而要求本属于规则创制者的百姓遵守。这样的法治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这样的规则将有可能从民主的边缘逐渐滑向少数人的专制。然而，我们的法律人却往往容易在这种“开阡陌”、“废井田”的变革时代失去自己的方向。他们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放在启蒙者、开拓者甚至是上帝的位置，用自己的话语霸权强奸民意，期望大家“信仰法律”，实则信仰他们自己。霍姆斯说：“如果我的同胞公民们想进地狱，我也会帮助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工作”。因为，在许多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确信外，即使是雄辩的法律人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更优越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任何都不那么确信其正确”。 如果法律人真正是坚持自由主义，那么他可以保留和坚持自己的信念，但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而不要总是用“启蒙”来暗示自己的正确或不幸,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