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3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搂发菜、乱挖滥采甘草和麻黄草等沙生植物的严重危害，以贯彻落实《通知》为契机，切实履行好环境保护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责。
二、要组织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通知》精神，把贯彻落实《通知》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要按照当地政府的领导和部署，结合本省、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贯彻《通知》精神的具体措施或办法，并会同有关部门督促重点地区做好《通知》的贯彻落实工作。
三、要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采取专题宣传、跟踪报道、现场暴光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搂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贯彻落实《通知》的自觉性，表彰认真贯彻《通知》的先进典型，批评顶风违纪行为，并设立公众监督电话。
四、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将搂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为环境监理的重要任务。对违反《通知》要求，继续采集、收购和销售发菜、以及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个人和单位，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五、要会同有关部门近期开展一次执法检查。宁夏、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青海等重点省（区）要加强对采集和购销发菜，以及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清理工作。广东、河北等重点省（区）要加强发菜收购、加工和销售市场或摊点的关闭，及其产品的收缴工作。
我局将会同监察等有关部门适时对贯彻执行《通知》的情况进行检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于2000年8月30日前将贯彻执行《通知》的情况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抄送：总局各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
附件：
1、 《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 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
2、 有关背景宣传材料
附件一
国务院文件
国发[2000]13号
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菜、甘草和麻黄草是国家重点保护、管理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防止沙漠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一些草原地区采集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农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在一些地方还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禁止采集发菜，取缔发菜贸易，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坚决禁止采集发菜，彻底取缔发菜及其制品的收购、加工、销售和出口
（一）提高发菜的保护级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将发菜的保护级别由目前的二级调整为一级。
（二）坚决禁止采集发菜。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做好说服、劝阻工作，引导群众停止采集发菜，如已发放发菜采集证的，要立即取消。北方重点地区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组织有关部门，在各自境内重点出入通道设置临时检查站（卡），查挡外出或涌入草原地区采集发菜人员，并没收采集发菜的工具。
（三）彻底取缔发菜及其制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关闭一切发菜收购、加工点和销售市场。已经取得营业执照从事发菜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本通知下发后3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经营范围手续，逾期不办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证照。各级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坚决打击发菜黑市交易，对查出的发菜及其制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没收，井处以罚款，对库存的发菜，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清理、封存，交由同级人民政府妥善处理。
（四）禁止发菜出口。外经贸部要对外发布禁止发菜及其制品出口的公告，并与海关总暑联合制定防止走私等有关具体管理办法。
二、严格管理、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
（一）制定甘草和麻黄草的保护和建设规划。凡资源分布地区要逐级制定甘草和麻黄草的保护和建设规划。县级以上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规划应明确年度采挖计划，列出甘草和麻黄草的区域面积和适宜采挖量，明确限采和轮采措施，划定禁挖区和封育区。在禁挖区内禁止一切采挖活动。在封育区内，要规定允许采挖的区域、时段、方式和工具，并实行采集证管理，具体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会同经贸、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二〕加强采集证和采挖活动的管理。采集甘草和麻黄草均须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级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集证。要根据年度采挖计划量颁发采集证，不得超量颁发。采集证必须载明持证人年度采挖量，有效期为一年。禁止无证采挖和违规采挖。出售甘草和麻黄草须凭采集证。
凭证采挖活动应控制在属地范围内。严禁跨省、市、县（旗）、乡（镇）采挖甘草和麻黄草。禁止到他人享有使用权或者承包的草原采挖甘草和麻黄草，因采挖甘草和麻黄草造成植被破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取消采集证，并责令其限期恢复植被。
（三）实行甘草和麻黄草专营、许可证管理制度。国家经贸委会同农业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甘草和麻黄草年度收购计划，并据此向药品收购单位发放收购许可证。获得收购许可证的单位按计划统一经营，对无证或者超过核定采挖量采挖的甘草和麻黄草一律不得收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甘草和麻黄草的收购。甘草和麻黄草的出口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经贸部门要会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甘草和麻黄草制品生产和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对擅自从事甘草和麻黄草制品生产和经营的，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取缔。
（四〕建立甘草和麻黄草资源的保护和建设责任制。要按照谁培育、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建立甘草和麻黄草的保护和建设责任制。市、县（旗）、乡（镇〕人民政府在确定草原使用权和推行草原承包责任制时，必须明确规定甘草和麻黄草资源的保护和建设责任；对己确定或未确定使用权和推行草原承包责任制的，必须限期明确规定甘草和麻黄草资源的保护和建设责任。
对苁蓉、雪莲、虫草等其他固沙植物的采挖、收购、加工和销售的管理，可比照上述对甘草和麻黄草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鼓励和支持人工种植甘草和麻黄草。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要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大投入，积极引导和扶持人工甘草和麻黄草种植基地的建设，逐步实现甘草和麻黄草的产业化生产。要把人工种植甘草和麻黄草基地建设规划纳入防沙治沙、退耕还草和种苗基地建设规划。要支持科研院校开展甘草、麻黄草栽培技术和加工利用的研究和开发，加快化学合成麻黄制品的研制进度。
三、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采集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严重危害，切实加强领导，保证禁止采集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草原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对由于不负责任和措施不力，仍然发生采集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地方，要追究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二〕搞好宣传工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有关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发布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公告，做到家喻户晓。各新闻单位要予以积极配合，发挥宣传舆论作用，纠正对发菜消费的不科学认识，使群众自觉认识到保护发菜的重要性和消费发菜的危害性。
（三）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通知的精神组织公安、环保和农牧、工商等部门在近期内开展一次执法检查，对继续采集发菜和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清理并予以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将这次清理整顿情况向国务院作出报告。国家环保总局要会同监察部、农业部等有关部门加强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章）
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二
有关背景宣传材料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搂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给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草原植被受到大面积破坏，原本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加速了草原沙化和一些珍稀物种的灭绝。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调查，每年都有大批宁夏等地的农民涌入内蒙古草原搂发菜，涉足草原面积2.2亿亩，其中1.9亿亩草场遭到严重破坏，约占内蒙古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8%，有0.6亿亩草场被完全破坏，已基本沙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乱挖甘草，破坏草原面积总计800多万亩。由于搂发菜、滥挖甘草和麻黄草，导致草原风灾和旱灾程度加重、沙尘暴加剧，对黄河中上游地区乃至国家的环境安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2.严重破坏和干扰了农牧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1993-1996年，在内蒙古草原搂发菜、挖药材的宁夏农民破坏牧区水井和饮水槽、烧毁棚圈、拆毁网围栏、捣毁牧民住房等案件4万余起，由于草场及其基础设施、房屋、运输工具等损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9.6亿元。内蒙古牧民与宁夏等省区农民发生械斗事件100余次；在制止搂发菜、挖药材过程中，1500多人次公务人员被打伤。1993-199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发生3次因乱挖甘草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众械斗，造成多人死伤。
3.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早就明令禁止搂发菜，然而搂发菜现象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驱使。国内外市场（主要是广东、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对发菜的消费增长刺激了发菜市场价格的上涨，特别是1994年外贸开放以后，发菜对外贸易渠道大大增加，销售量也逐年增加，促使搂发菜现象愈演愈烈。
通过对发菜的营养成分分析，发菜的营养价值并不高，也没有药用价值，只是由于发菜与“发财”谐音，迎合了人们图吉利的心理，因而刺激了消费。但另一方面，从搂发菜的破坏性来看，经调查计算，产生1.5-2.5两发菜,需要搂10亩草场,1.5-2.5两发菜的收入为40-50元,即“40-50元的发菜收入，破坏了10亩草场，导致草场10年没有效益”。加上人群涌入草原后，吃、住、烧、占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家每年因搂发菜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而发菜收益仅几千万元。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4.国务院发出《通知》，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生态保护、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通知》规定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是国务院在对国家整体利益进行综合平衡，全面考虑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后，慎重作出的决定。对此我们要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重要性，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和要求，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