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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债权凭证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为保证生效法律文书得以执行，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打法律白条”现象的出现，确立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创设了债权凭证制度。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由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向其发放的，用于证明其在终结本次执行时对执行人仍享有债权的权利证书。债权凭证在司法实践中，对处理执行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既减轻了执行工作的压力，又规范了执行秩序，通过实践，已经为绝大多数当事人所接受。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执行工作多年的执行员，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就债权凭证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债权凭证发放的确定。
为保证债权凭证在执行程序中运用的严肃性，规范发放程序，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实现债权凭证的真正目的，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中运用债权凭证的制度的规定》的规定，债权凭证发放必须是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必须是已经受理进入执行程序的民事执行案件，两者缺一不可。具体办理，应当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统一立案审查后，发给四川省高院统一制作的《债权凭证》；并由执行机构按年度单独设立流水帐作好登记，统一建档管理，以备今后查询，他是债权人日后申请执行的历史依据。
二、须确定范围和条件。
债权凭证的发放，应当严格按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程序中运用债权凭证制度的规定》界定的范围，其适用必须是以金钱为给付内容的民商事执行案件，即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不包含行政案件，非诉行政案件以及罚金刑案件和督促程序的案件。
债权凭证的发放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程序中运用债权凭证制度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发放债权凭证：（一）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申请执行人在六个月期限内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线索的。（二）被执行人的现有财产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全部债务，且被执行人剩余债务不能作出分期履行还款保证的，或作出的还款保证未被申请执行人接受的，（三）被执行财产经拍卖，变卖未果或无法拍卖、变卖，申请执行人又不同意接受以该财产作价抵偿的，（四）被执行人是自然人，其现有财产只能维持其基本生活，在预期的时间内无偿还能力的。（五）被执行人是自然人下落不明满六个月，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六）被执行人是自然人，正在被监禁期尚有6个月以上；（七）被执行人是自然人，已出国或者出境，经查实6个月内不能回归，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八）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发放债权凭证的其他情形。
三、债权凭证的发放程序。
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经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仍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又不符合中止、终结执行的条件，但符合发放债权凭证的条件和要求，执行法院不能主动向申请执行人发放债权凭证。必须以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并通过听证程序，确认和补充申请书不足，经审查符合债权凭证发放条件的，由执行人员填报债权凭证发放审批表，载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事实和依据，被执行人经人民法院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的，应载明已执行金额和未执行金额的情况。交执行（庭）局长审查后报经分管领导审批，获得批准后，依法制作民事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中应当载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事实和理由，内容详实具体，不得草率行事，还需载明如发现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形时，申请执行人有随时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在确认申请的内容后，才能向申请执行人发放债权凭证，并将裁定书和债务通知向被执行人送达书，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应当公告送达债务通知书。
四、发放债权凭证的限制
申请执行人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是为了满足其利益的实现，但已经确认的民事权利因客观原因暂时不能实现，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利益才创设债权凭证制度，可以看出，债权凭证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延续，变更了履行期限，将确定的履行期限转化为不确定的履行期限，申请执行人的现实利益转化为期待利益，所以，债权凭证不得滥用。对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必须收集可供执行财产依据，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仍无执行能力的，才能发放债权凭证，不能片面追求结案率，将未执结的案件装入债权凭证的口袋，结案率达到了甚至超额了，而实际问题未解决，这样有悖于发放债权凭证的真实目的。

王常均 兰平

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在侵财类刑事案件审理中至关重要而又疑难复杂，在诈骗类犯罪特别是合同诈骗犯罪审理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显得更为突出，直接决定案件性质是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属于刑事犯罪，从而与当事人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密切相关，也最终会对案件侦办机关的司法业绩和司法形象产生影响。从近年来合同诈骗案件的司法实践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个环节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查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的案件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无法查清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究竟如何，以致最终对案件性质难以作出决断，各方争论不休，纠结不清。

从行为人的角度讲，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其主观意识内容，不像客观存在的事物那样具有直观性、外在性；从司法主体的角度讲，需要依据行为人的一系列行为表现以及其他客观事实，通过逻辑思维分析，进行推定得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合同诈骗案件的基本事实来源于市场行为主体的追求利益性活动，与那些来源于普通民间活动的案件事实相比，此类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行为人本身置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支配之中，要想拨开迷雾，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发现其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与否，难度非同一般。某些合同诈骗案件的侦办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从立案到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审判等环节都存在一定的干扰因素，客观上增加了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难度。

对于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学理解释已经作了某些规定和理论探讨，有助于我们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作出分析判断。但是，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复杂多样，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其本身具有抽象性，将具体的案件事实准确涵摄于其中从根本上讲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正确审理合同诈骗这类疑难复杂案件，需要长期的渐进的经验积累。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发挥案例指导的作用。案例指导以其具体、及时、灵活的优势，对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起着必不可少的补充作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充分重视案例指导在经济诈骗类犯罪中的析难解惑的作用，不断用来源于全国各地的经典性案例丰富、开阔我们的视野，增强、提升我们的能力，保证正确适用法律、保障司法权的统一行使。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